江南

歷史

“江南”的含義在古代文獻中是變化多樣的。它常是一個與水墨江南“中原”“邊疆”等區域概念相併立的詞，且含糊不清。從歷史上看，江南既是一個自然地理區域，也是一個社會政治和人文區域。在先秦時期已經存在江南的說法。《史記·秦本紀》中亦載：“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早期出現的江南指的便是現今湖南省和湖北南部、江西部分地區。王莽時曾改夷道縣為江南縣，是今日湖北宜都地區。《後漢書·劉表傳》載“江南宗賊大盛……唯江夏賊張莊、陳坐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及降，江南悉平”。一直到隋朝，那個時期的江南往往指的都是湖南、湖北一帶。到了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設立江南道，範圍包括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江西、湖南、湖北長江以南部分。宋改道為路，江南路包括江西全境與皖南部分地區，分江南東路與西路，其中江南東路包括宣州、池州、太平州、徽州、饒州（鄱陽）、信州（上饒）、撫州、洪州（南昌）；江南西路包括袁州（宜春）、吉州（吉安）、江州（九江）、筠州（贛州）。江南地區從元代開始的官修地理志中，“江南”一詞還有被用於行政區劃，清代初期江南省即如今江蘇和安徽的統稱，兩江總督指的便是江南省與江西省，但文化意義上的“小江南”越來越明確地轉指傳統的江東、吳或三吳地區。
　　參考書籍《中國國家地理—江南特輯》、《明清江南地區的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江南社會歷史評論》等。明代袁可立在蘇州為推官，史官在評價他的政績時稱呼道，明 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神君訖威訖富之譽，（袁可立）為江南冠矣！”值得注意的是江南不等同於清朝所設之“江南省”，江南省更非所謂“狹義江南”。江南省80%地域在長江以北，屬於江淮地區和淮海中原地區，和江南毫無關係。而不屬於江南省的浙江北部則是傳統江南核心地區，卻被排除在所謂江南省外。可見這是個極易導致謬誤的概念。根據歷史傳統和文化形成的大江南地區是蘇南，皖南，上海，浙江，江西東北部。大致等同於吳語+徽語區，等同於吳越民系的分布範圍。江南核心區是所謂“水鄉江南”，是江南文明的一個生態型，因其位於平原澤國之上，故和山地江南濱海江南相區別，因其最具代表性，所以也被認為是狹義江南。其範圍大致等同於吳語太湖片（北吳）分布區，歷史上被分為會稽，吳興，吳郡，被統稱為三吳。三次中原漢族南遷永嘉之亂後，今中原流民相繼渡淮河、長江南遷。安史之亂後，東路自華北平原進人淮南、江南。靖康之亂以後北方人民南遷以本階段人數最多，短短十餘年，“江、浙、湖、湘、閩、廣，西北流寓之人遍滿”。紹興十一年，宋金和約達成，和約規定南宋不得接收金朝“逃亡之人”，南遷的浪潮始告消退。

地理環境

江南水鄉 詩意紅梅 常州第一園林字面意義為江之南面，江南地域廣闊，狹義多指的是長江中下游平原的南岸等地區。其中包括江蘇長江以南地區，安徽省長江以南地區，上海市，浙江省錢塘江以北地區。廣義的江南包括了上海、江西、湖南、浙江全境，以及江蘇、安徽、湖北、上海三省一市長江以南地區。與唐代的江南道相比，少了涉及貴州省的部分。福建北部地區有時也被稱為江南。廣義的江南面積博大，地貌多樣，因而常被看做是“大江南”，這與氣象學中的江南範圍大致相符。江南四大米市、江南四大名樓都處在大江南的範圍。該區域囊括了著名的三山三江三湖——黃山錢塘江與太湖、廬山贛江與鄱陽湖、衡山湘江與洞庭湖，這三處山江湖流域分別是吳文化、贛鄱文化、湖湘文化的發祥地。 大江南的定義始於古代的區劃（江南道），也常有文學作品描述。如杜甫《江南逢李龜年》，是寫在長沙的事。天氣預報中的所指的江南也大致為廣義江南地帶。從元代開始的官修地理志中，“江南”一詞還有被用於行政區劃，清初時期江南省，即今江蘇、安徽和上海市的統稱江南，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江寧、杭州、嘉興、湖州等江南八府同時也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行政地。明清時期江西省境內的饒州府、九江府、南昌府 和安徽省境內的池州府、太平府、寧國府、徽州府等也是極具代表性的江南地區。地貌相對於北方而言，江南地區的地形地貌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多平原和多水。江南地處長江中下游平原，地形上呈南高北低之勢，其北部地勢平坦，以平原為主，南部則分布有一些山地丘陵；另外除了降水豐富以外，江南地區還擁有長江和錢塘江兩大水系，兩者通過運河相互連通。江南地區河道棋布、湖泊眾多，有中國著名的三大淡水湖，即湖南的洞庭湖、江西的鄱陽湖和江浙兩省的太湖。在長期的開發過程中，又興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使之相互勾連，如泰伯開泊瀆、伍子胥開胥溪、夫差開鑿邗溝與江南運河等等，所以歷來就享有“水鄉澤國”的美譽。在這樣的氣候和地形地貌下形成的江南自然地理有著和北方顯著的不同。古人是這樣去描繪的：吳均的《與朱元思書》，是南朝最傑出的寫景小品之一，其對自富陽至桐廬的自然風光的描寫，頗能反映出江南自然風光的秀美：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陶宏景《答謝中書書》更是將江南地區譽為“欲界之仙都”，其文字同樣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世說新語·言語篇》亦載：“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而到了唐代，隨著江南經濟文化的發展，文人遊歷江南者進一步增多，詩歌中對江南山水風物發表現就更為充分了：楊柳閶門外，悠悠水岸斜。乘船向山寺，著屐到人家。夜月紅柑樹，秋風白藕花。江天詩境好，回日莫令賒。（張籍《送從弟戴玄往蘇州》）顧渚山邊郡，溪將罨畫通。遠看城郭里，全在水雲中。（鄭谷《寄獻湖州從叔員外》）向吳亭東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游。青苔寺里無馬跡，綠水橋邊多酒樓。（杜牧《潤州二首》之一）而近代汪辟疆先生則認為：“江浙皆《禹貢》揚州之域，所謂天下財富奧區也。其地形，蘇則有南北之殊，而皆瀕海貫江，山水平遠，湖沼縈迴；浙則山水清幽，鄰贛閩者，亦復深秀。” 以上所引文字充分展示出了江南山水特有的清曠靈秀之美。江南丘陵長江以南、南嶺以北、武夷山和天目山以西、雪峰山以東，包括中國湘、贛兩省南部和浙西、皖南地區的大片低山和丘陵，總稱江南丘陵。介於北緯25°～31°，東經110°～120°，面積約37萬平方公里。中生代以來南部抬升，北部斷裂沉陷，形成向北傾斜的地勢。主要部分可視為湘贛兩省毗連的大窪地，東南西三面均有山地盤踞，地表徑流分別通過湘江、資水、沅江、澧水和鄱江、信江、撫河、贛江、修水等河流注入洞庭湖和鄱陽湖，然後北入長江。東北部浙皖邊區的山地丘陵與浙贛交界的山地丘陵相連，成為長江和浙閩獨流入海水系的分水嶺。區內許多中山和低山均為東北—南西向排列,新華夏構造體系清晰。山嶺海拔多在1000米左右，局部可達1500～2000米。主要山脈有：湘贛交界的幕阜山脈、九嶺山、武功山、萬洋山和諸廣山，浙西的天目山、仙霞嶺，閩贛界上的武夷山脈和皖南的黃山等。其中廬山、衡山、黃山、九華山、天目山和井岡山等均為著名旅遊勝地。金衢盆地金衢盆地是浙江省為數不多的盆地、平原地形，包括金華、衢州兩大地級市，自古以來為富庶之地，擁有“浙江聚寶盆”之美譽。為錢塘江發源地，河水清澈，為浙江人民的母親河。氣候條件全國一級氣象地理區劃分說明：氣象分界圖江南地區：長江至南嶺間所含的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安徽（南部）、江蘇、上海、和福建北部（從南嶺向東延伸）等地。全國二級氣象地理區劃分說明：江南地區：南北向基本浙贛和湘黔兩條鐵路線為界分為南部和北部，東西向基本以江西省東北部與浙江交界的南北延伸線和江西與湖南交界線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樣，江南處於亞熱帶向暖溫帶過渡的地區，氣候溫暖濕潤，四季分明，是個很適合各種作物的生長和人生存的區域。雖然歷史上江南區域的氣候也並非一成不變，如有資料顯示，良渚文化在太湖流域發展的突然中斷，實際上是與太湖流域地面沉降、降雨量增多以及海平面上升而引發的特大自然洪災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不少良渚文化遺址如吳江梅埝、袁家埭、大三瑾等的良渚文化層上都普遍覆蓋著一層泥炭層，說明此地曾被洪水覆蓋過。另外，據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書，中國的氣候也有著從暖濕逐步變得冷乾的總趨勢。但總體上，江南區域的氣候變化幅度要較其他區域小。黃今言主編的《秦漢江南經濟述略》一書認為秦漢時期江南的氣候條件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氣溫高，日平均溫度大於0℃的農耕期、大於5℃的生長期、大於10℃的植物活躍生長期、大於15℃的喜溫作物水稻的適宜生長期長；二是降水豐富，長江、錢塘江以北的年降水量大於800毫米-1600毫米，長江丘陵地區大於1600毫米，為各種作物提供了豐富的水源，且雨熱同季。秦漢之後的江南地區，雖然在具體的氣候指數上會有所變化，但總體上氣候溫和、雨量充足的特點變化並不大。相比北方的乾冷，嶺南的濕熱，人體在江南這樣的氣候條件下是非常舒適度的。

經濟發展

東晉南朝時期，江南得到進一步開發，社會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北方勞動人民不斷南遷，既提供了大批的勞動力，也帶去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南北勞動人民相互學習、辛勤勞動，是江南經濟發展和繁榮的重要原因。經濟發展首先表現在農業上，墾田面積日益增多，耕作技術有很大改進，牛耕已經普遍推行，糞肥也在推廣，單位面積產量增加，麥、菽等北方作物開始在江南種植。三吳地區的農業尤其發達，水利工程的興修很受重視，如東晉在曲阿(今江蘇丹陽)修新豐塘，溉田8百餘頃；在吳興烏程(今浙江吳興)築荻塘，溉田千頃；在會稽句章(今浙江慈谿西南)修復漢代舊堰，溉田2千餘頃。南朝在烏程修吳興塘，溉田2千餘頃；修赤山塘(今江蘇句容縣西南)，上接九源，下通秦淮。人們在河道建立堰閘以控制水位，旱則開啟，引江水灌溉；澇則關閉，避免泛濫成災。又築堰圍湖，開墾出土壤肥沃、產量很高的“湖田”。因此，三吳成了江南糧食的主要產區，“一歲或稔(豐收)，則數郡忘飢”(《宋書·孔季恭等傳》史臣語)。其次表現在手工業，冶鐵作坊如梅根冶(今安徽貴池縣)與冶唐(今湖北武昌)，除兵器外，多為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技術也有顯著進步，創雜煉生鍒法，即把生、熟鐵混雜冶煉，反覆錘打，成為質量較純的鋼鐵，養蠶繅絲技術大見提高，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蠶繭一年收穫四五次，而永嘉郡(治今浙江溫州)一年收穫八次。國家專門設立錦署，使絲織業逐步發展起來。由於江南河流縱橫，為適應經濟、軍事的需要，造船業特別興旺，既能製造載重2萬斛(約2千噸)的大船，又能製造速度很快的艦隻。其它如燒瓷、造紙、漆器等也都具有很高的水平。經濟的發展促進商業和城市的繁榮。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是最大的城市，南朝蕭梁時擁有140餘萬人口，成為各地農產業、手工業品的集散地，城內外的貿易市場10多個，來往船隻成千上萬。建康之外，又有成都、江陵、京口、襄陽、壽陽、番禺等地，也都是有名的商業城市。

區域文化

江南文化下的一些次文化區域，如吳文化和楚文化。上海師範大學劉士林教授認為，自成一體的、具有獨特的結構與功能的某種區域文化，通常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區域地理的相對完整性；二是文化傳統的相對獨立性。江南文化正是這樣一種相對獨立的區域文化，從審美文化的角度看，江南文化的本質是一種詩性文化。也正是在詩性與審美的環節上，江南文化才顯示出它對儒家人文觀念的一種重要超越。由於詩性與審美內涵直接代表著個體生命在更高層次上自我實現的需要，所以說人文精神發生最早、積澱最深厚的中國文化，是在江南文化中才實現了它在邏輯上的最高環節，並在現實中獲得了較為全面的發展。區域文化精神是在人類社會生活和自然環境的長期互動作用下逐步整合顯現出來的，它包含對人自身以及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關係認識的總和。一方面，它不斷變易、逐漸豐富，隨著人類各種活動的漸次展開而不斷有新的內容補充並沉積；另一方面，它又相對穩定，始終保持著一些使之區別於其他區域的獨特品質。而在此過程中，自然環境如氣候條件、地形地貌等等，常常是作為一個最基本的限定，規定了這一區域文化精神的歷史走向。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國度里，長期的歷史發展形成了繽紛多彩、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僅就漢民族文化圈而言，大體可以以長江為界分為江南和江北兩大文化區域。“杏花春雨江南，駿馬秋風冀北”的清辭麗句形象地概括了兩地基本的自然地理特徵——南方草木蔥蘢、清奇瑰麗，北方則土厚水深、雄渾闊大，在這樣有著顯著差異的自然環境中孕育成長的人文風氣亦因此而各具特色。而在大的江南文化區域中，東南地區無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亞文化區域。特別是唐宋以來，東南地區逐漸成為天下財賦之所區、士大夫淵藪，“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也從‘開封——長安’東西向軸線徹底移向江南地區，最終落在‘杭州——蘇州’南北向軸線上。” 也正如宋史專家劉子健先生所認為的那樣：“中國近八百年來的文化模式，是以南宋為領導的模式，以江、浙一帶為重心。全國政治、經濟、文化重心皆聚在一起，這是史所稀見的。”山水情人（葉千華）說：“江南文化是一種意境文化，一種詩情文化，一種畫意文化，一種韻味文化，一種秀美文化。它蘊含在山水花木月夜晨昏之中，在雨露嵐霧中纏綿，有著禪意般的美麗。它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地方文化的傑出代表”。人文江南水鄉(12張)江南地域博大，文化上也有些區別，其中人文江南多指的便是蘇南的蘇州、南京、無錫、常州、鎮江，皖南的蕪湖、池州、銅陵、宣城、黃山、馬鞍山，浙北的杭州、嘉興、湖州、紹興和寧波以及直轄市上海。有時地處江北的安徽安慶和江蘇揚州也被歸納到江南文化的範疇。從唐宋起所賦予江南的文化，讓江南從一個地理名詞真正變為一個包含著美麗、文氣與富庶，被世人不斷嚮往和憧憬的詞。在經濟重心不斷南移中，江南地區也逐漸取代中原地區，到了北宋中期，江南經濟已經成為全國經濟最重要的核心地位，而如今的長江三角洲也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江南不僅素以魚米之鄉、風景秀麗著稱，重文也是江南的傳統之一，這也鑄就了部分江南人的文化性格，江南文化算是一種情義綿長的代表，被廣為傳頌的才子佳人等佳話則是對文化底蘊的另一讚美。白牆青瓦小橋流水式的經典江南建築風格也別有一派恬靜內秀的韻味。鹹鮮潤甜的精緻菜餚也可以作為部分江南的一種代表。《憶江南》中“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描寫的是蘇杭美景。《江南春》中“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毋庸置疑，有著“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美譽的南京自然是江南的代表。“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有著“堆金積玉地，溫柔富貴鄉”美名的蘇杭的確是江南頗具特色的城市。湯顯祖有詩：一回憔悴望江南，不記蘭亭三月三。花自無言春自老，卻教歸燕與呢喃。清錢謙益《南征吟小引》：“至其（袁可立子袁伯應）榷關南國，登車奉使，江南佳麗之地，風聲文物，與其才情互相映帶。”江南素以文化教育繁盛著稱。位於南京秦淮河的夫子廟是紀念孔子的廟宇，夫子廟建築群中的江南貢院在古代為學子科舉考試的考場，均是江南科舉文化的象徵。除此以外江南還有許多著名的書院。四大書院有三個位於江南，即江西的白鹿洞書院，湖南的嶽麓書院、石鼓書院。其它還有紫陽書院、八桂書院、象山書院、麗澤書院、東林書院、明道書院、茅山書院、齊山書院、陽明書院、甘泉書院、會華書院、李白書堂、五經書院等。從古至今，歌詠江南的大量文學作品構築了中國人想像中的“江南”。白居易的《江南好》，蘇東坡的《望江南》等。人文精神烏篷船——幾乎已經成了一種地域的象徵，烏篷船雙腳劃漿，手中甚至還擎著一隻酒碗——能在水中如此自由而又有這種特色的，大概誰都會立即想到江南。只有江南，才有腳劃的烏篷船。“船頭一壺灑，船尾一卷書，釣得紫鱖魚，旋洗白蓮藕。”這是放翁老人的閒情。輯里絲——江南絲中極品參考資料：杭嘉湖絲綢早在一個多世紀前，杭嘉湖地區的絲綢已經如同今日最熱門的股票一樣：熱銷海外，價格變化無常，而每一次變化，都會牽動全世界的神經。它的品質位居榜首，中國的皇室和歐洲的貴族都以擁有一件由杭嘉湖絲綢製作的華服為榮。而在最新的考古發現中，這裡還被證實為全世界絲綢的發源地。世界上最早的絲綢織物成品在杭嘉湖地區的湖州市被發現，距今4700多年。歷史概述漢代之後，北方多戰亂，到了隋代，中國蠶桑絲綢業的重心已經轉移到了長江流域，唐代更是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在明清江南桑蠶絲綢業達到頂峰。絲綢之鄉形成的條件杭嘉湖平原位於太湖以南，錢塘江和杭州灣以北，天目山以東，四周高，中間低，水網密布，不利於排水。桑樹耐旱，不喜濕，那么究竟杭嘉湖地區的人民是如何把“滄海”變成桑田的呢？在水利上，歸功於杭嘉湖地區人工開鑿的河渠漊港和運河荻塘，所謂“橫塘縱漊”。在雨季河水會流入太湖，在旱季則引太湖水灌溉農田。
　　在土地上，人口的遷移，特別是在南宋後，人口的大量南徙，為了解決糧食等問題，加強對農田的開墾，許多沼澤地都被改造成膏腴農田，還解決了勞動力的問題。
　　水質也是影響絲綢質量的重要因素，繅絲需要大量的水，長江流經杭嘉湖地區，水流緩慢，水中的泥沙能沉積下來。
　　生產模式上，江南水鄉利用池塘養魚畜牧，與栽桑養蠶的水肥相結合，形成自然循環條件下的相互促進，形成特有的生產模式，保證了桑樹生長。
　　在傳統養蠶技術上，各地都重視制種，清代以浙江餘杭、新昌、蕭山等地的優良品種較著名，後來就成為現代蠶種的製造基地。技術上對上族採用高棚簇，隨老隨捉，忌用地簇。將“出口乾”又改進為“灼蠶不灼繭”。在三眠開葉時，令食拓葉二三次，以省桑葉，且絲韌有光澤。少葉時可用白米粉摻桑葉上餵蠶，絲光白而韌。歷史輝煌 明清兩代，由於資本主義的萌芽與發展。江南蘇湖一帶成為最重要絲綢產地，發展了一批典型的絲綢專業市鎮，官營織造也日趨成熟，此時，中國絲綢發展到了最活躍的時期。
　　清代在杭嘉湖道的江寧﹑蘇州和杭州三處設立的﹑專辦宮廷御用和官用各類紡織品的織造局。掌織辦宮廷所需及官用之綢緞、絹帛、布匹等紡織品。清皇室內各府規定，凡皇帝后妃所穿的龍袍、鳳衣都必須用此地的絲綢精織而成。清康熙時織造的九件皇袍，就是指名選取湖絲作經線製成的。江南古鎮南潯地處太湖與運河臂環，水碧似染，舟船如梭，湖泊河流占據小鎮面積一半以上。世界上最小的絲織物——4700年前新古器時代的絲綢殘片，就早在附近的錢山漾遺址出土了，如果要說到養蠶、繅絲的自然條件，世界上也許沒有比這裡更好的了。青花瓷——元明清三代之國器中國是瓷器的國度，而元明清三代以來瓷器中最為著名者，乃是創自江南景德鎮的青花瓷。在景德鎮這塊丘陵盆地中，徽文化和贛文化歷經千年交融，最終孕育出聞名於世的青花瓷。一曲《青花瓷》道盡了斯物真味：你隱藏在窯燒里，千年的秘密，極細膩，猶如繡花針落地。簾外芭蕉惹驟雨，門環惹銅綠，而我路過那江南小鎮惹了你，在潑墨山水畫裡，你從墨色深處被隱去。龍泉劍——鐵英淬鑄的冷兵君子劍被稱為冷兵器時期的 “百兵之君”，史傳劍由黃帝和蚩尤製造，所以他們亦被並稱為中國古代的兵主和戰神。吳王金鉤越王劍，江南吳越在春秋時期，已經是劍道獨步天下之處。其中的歐冶子，被奉為中國古代鑄劍鼻祖。歐冶子，為春秋末期到戰國初期的越國人，在浙江西南方崇山峻岭中的龍泉，鑄成了龍淵、太阿與工布這三把名劍。藍印花布——鄉野的氣韻輕軟飄逸的藍印花布，與小橋流水、粉牆黛瓦、綠柳紅桃，及淡淡的茶煙氤氳、輕輕的弦索彈唱，一起構成江南水鄉的獨特風韻。藍印花布，古人稱為“藥斑布”，屬於民間傳統的手工印花織物。它的印染方法，遍及全國各地，但在江蘇、浙江尤其盛行。油紙傘——消失的精緻江南多雨，一年之中，有—半日子都在雨水裡泡著。元代詩人虞集對此曾下過結論，叫做“杏花、春雨、江南”。這可以說代表了古人對江南地域文化的認識。油紙傘之所以在江南有著廣大的市場，除了價格低廉、分量輕巧、取用方便等特點外，更深層的因素在於地域特色的制約。那裡每年近2000毫米的降雨量，以及變化無常的氣候，決定了它角色空間的不可限量。黃泥螺——此味只應江南有泥螺取食，以三個季節為佳，桃花開時，殼軟味美；梅雨時，脂膏滿腹，適合泡黃酒，浸個—兩宿，“膏溢殼外，瑩皆若水晶”；中秋時，泥螺雖已肉硬膏少，味道不及桃花泥螺，卻粒大脂豐，醃食別有滋味。市場上賣的一般都是桂花泥螺。天下泥螺，寧波泥螺的盛名。泥螺也是一味中藥，其肉入藥，以鹽、酒漬食，有補腎益肝、益精髓，明目、生津潤燥之效，《本草綱目拾遺》即說：“吐鐵能潤喉燥、生津。”龍井茶——一杯清茶有山水不知是龍井成全了這裡的茶，還是這裡的茶成全了龍井？凡到杭州的人，都不忘來龍井一游，拾級登山，閱盡滿坡的茶色，而—身汗出，誰都會叫開半掩的農戶門扉，坐到咿呀作響的竹椅上，跟熱情的主人討—碗剛沏好的龍井茶喝，這時的景象，則是“令人對此清心魂，—啜如飲甘露液”（明·屠隆《龍井茶》）的了。紫砂壺——紫砂泥土蘊乾坤茶壺的功能，本為蓄茶，然而所蓄之茶，早巳不單為人的生理解渴，而更多地則作用於精神的滋潤。那盛茶的器皿，自然在這樣的理念統領下，在藝術的聖殿登堂人室，安身立命了。紫砂壺就是在這樣的審美理念下誕生的。它是江南的風物，更是中國的美器，乃至於人類創造的瑰寶。紹興酒——鑑湖水的精華紹興酒發源於中國，是中國最古老的酒種，也是世界三大古酒之一。其歷史與啤酒、葡萄酒同樣悠久。紹興酒有元紅、加飯、善釀、香雪、太雕等多個品種。元紅又名“狀元紅”，因酒罈外表塗朱紅色而得名，是紹興酒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品種。《吳韻》歙硯——龍尾石的人文精神歙硯因產於歙州（州府即今安徽歙縣）而得名。以婺源（古屬歙州，今屬江西）龍尾山下溪澗中的石材所制最優，故歙硯又稱龍尾硯。唐開元年間已有生產，南唐時形成一定規模。歙硯石具有“澀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嗀里，金聲而玉德”等優點。按天然紋樣可分為：眉子、羅紋、金星、金暈、魚子、玉帶等石品。徽墨——黃山松的鳳凰涅槃徽州墨，是以松煙、桐油煙、漆煙、膠為主要原料製作而成的一種主要供傳統書法、繪畫使用的特種顏料。徽墨是我國制墨技藝中的一朵奇葩，也是聞名中外的“文房四寶”之一。因產於古徽州府而得名。它是書畫家至愛至賴的信物。古人曾云：“有佳墨者，猶如名將之有良馬也。”湖筆——漢字的書寫者湖筆，與徽墨、宣紙、歙硯（端硯）並稱為“文房四寶”。湖筆的產地在浙江湖州南潯區善璉鎮。湖筆選料講究，工藝精細，品種繁多，粗的有碗口大，細的如繡花針，具有尖、齊、圓、健四大特點。宣紙——中華文化的載體宣紙產於安徽涇縣(原屬寧國府，產紙以府治宣城為名，故稱“宣紙”)，是中國古代用於書寫和繪畫的紙。宣紙起於唐代，歷代相沿。此外，涇縣附近的宣城、太平（今黃山市黃山區）等地也生產這種紙。到宋代時期，徽州、池州、宣城等地的造紙業逐漸轉移集中於涇縣。由於宣紙有易於保存，經久不脆，不會褪色等特點，故有“紙壽千年”之譽。

學者研究

江南含義的歷史變遷在“二十四史”中，最早出現“江南”的記載是《史記·五帝本紀》：“舜……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這裡所言“江南”的意義實在太廣泛了。到秦漢時期，“江南”的含義略顯明確，主要指的是今長江中游以南的地區，即今湖南省、湖北南部和江西部分等地。《史記·秦本紀》中說：“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黔中郡在今湖南西部。由此可見當時“江南”的範圍之大。但據《史記·五帝本紀》，可知其南界一直達到南嶺一線。在漢代人的概念中，江南已經十分寬廣，包括了豫章郡、長沙郡、廬陵郡，相當於今天的江西省湖南省。當然，在兩漢時期，洞庭湖南北、贛江流域地區應是江南的主體，其中的“江南”說的就是這一地區。至隋代，“江南”也被用作《禹貢》中“揚州”的同義詞，但實際上“江南”還有江漢以南、江淮以北的意思。①因此，《史記·貨殖列傳》中關於“江南豫章、長沙”與“江南卑濕、丈夫早夭”的描述，在清代人看來，都屬湖廣、江西地區；而《項羽本紀》雲“江東雖小，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中的“江東”，事實上也是清人心目中的“江南”。②較為明確的江南概念應當是從唐代開始的。貞觀元年(627年）分天下為十道，江南道的範圍完全處於長江中下游。① 參見周振鶴：《釋江南》，載《中華文史論叢》第49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另見周振鶴：《隨無涯之旅》，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324--334頁。②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一《江南》，上海書店1983年據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複印本，第245頁。③ 參見周振鶴：《釋江南》，載《中華文史論叢》第49輯。從元代開始的官修地理志中，“江南”一詞還有被用於行政區劃的。如清代所謂的“江南”，主要指的是今天長江下游的江蘇、安徽、上海地區。但經濟意義上的“江南”越來越明確地轉指傳統的浙西、徽州、吳或三吳地區。明代已經將蘇、松、常、嘉、湖五府列為“江南”經常性的表述對象，因為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已在全國獲得了獨一無二的地位，且備受國家倚重。嘉靖年間的嘉興府海鹽縣人鄭曉，就是以這些地區來論述江南的。當然,明清人對“江南”一詞的運用還是相當隨便的。在他們的意識中，只要與這些地方有關聯的，就可指為“江南”，絲毫不會注意有什麼界域存在。① 鄭曉：《今言》卷三，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39頁。② 盧涇才：《上史大司馬東南權議四策》，載馮夢龍編撰：《甲申紀事》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明末清初人顧炎武在其著《天下郡國利病書》（民國二十五年涵芬樓影印崑山圖書館藏稿本）原編第十一冊“浙江上”中所述的相同內容，顯系直錄盧氏原文。③ 東魯古狂生：《醉醒石》第八回“假虎威古玩流殃，奮鷹擊書生仗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頁。當代學者就是在今天，學術界對於江南的界定，也常有歧異。從傅衣凌等學界前輩研究江南伊始，一大批關於江南的論著從經濟、文化、政治、社會、環境甚至地質構造等各個方面展開了詳細的討論。傅衣凌的《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①、《明清農村社會經濟》②、《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③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④，儘管所論多涉江南地區，但尚未對江南作出一個明確的界定。較早對江南的含義提出討論的是王家范，在他早期關於江南市鎮結構及其歷史價值的研究中，認為至遲在明代，蘇松常、杭嘉湖地區就已是一個有著內在經濟聯繫和共同點的區域整體，官方文書和私人著述中往往也將五府乃至七府並稱，因此，最早的江東經濟區（嚴格地說是長江三角洲經濟區）事實上已經初步形成，而且這個經濟區當時是以蘇、杭為中心城市（蘇州是中心的中心），構成了都會、府縣城、鄉鎮、村市等多級層次的市場網路。⑤劉石吉在其《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中表示，江南是指長江以南屬於江蘇省的江寧（即南京）、鎮江、常州、蘇州、南通、松江和太倉直隸州，長江以南屬於安徽的宣州、徽州、太平、寧國以及浙江的杭州、嘉興、湖州地區。⑥洪煥椿、羅侖主編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一書，也對江南下了一個自己的定義：主要是指長江三角洲地區，是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三角地區① 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② 傅衣凌：《明清農村社會經濟》，三聯出版社（北京)1961年版。③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④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⑤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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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歷年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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