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明滿族世居祖國的東北部,地域遼闊。長白山是滿族神話傳說的發源地,清代被清帝視為聖山,派官管理,供奉。滿族歷史據推測最早可以追述到7000年前的肅慎新開流文化和茶啊沖文化時期。肅慎、挹婁、勿吉、靺鞨、渤海、女真,是現代滿族一脈相承的祖先。公元前22世紀肅慎文明的中心在喜都,早期肅慎王國的第二代王室開始在此修建土坯城牆和肅慎人宮殿,此時已有人口約千戶。我國考古學界認為今黑龍江省寧安市鏡泊湖南端的鶯歌嶺原始社會遺址,距今3000年左右,相當於西周時期,當是肅慎的文化遺存。出土了許多石器和陶器,其中有陶豬、陶狗、陶熊。豬的飼養,說明古時民族部落已經過著相對穩定的以原始農業為基礎兼漁獵的原始生活。陶豬、陶狗、陶熊是作為陪葬品埋入墳墓的,是對死者靈魂崇拜的一種有力的證明。”肅慎自公元前22世紀的舜禹時便見諸史籍。《山海經》載:“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鹹,有肅慎氏之國。”《竹書紀年》載:“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即肅慎)來朝,貢弓矢。”禹定九州時,周武王、成王時,肅慎均派使來貢,最著名的貢品為“楛矢石砮”。周人稱“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肅慎人生活在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流域,東臨大海。到了周武王與周成王時,史書上曾記載他們進獻過“楛矢石始砮”。在中國以後的史書中,肅慎即被稱為“挹婁”。挹婁生活的地區大致與肅慎相同,不過一部分部落已遷徙到今吉林省和遼寧省東北部。這時挹婁與中央政權的關係更為密切。挹婁人以採獵為主,種五穀、養牲畜。到了北朝和隋唐時期,肅慎人和挹婁的後人被稱為“勿吉”和“靺鞨”。他們與中原王朝不僅有密切的經濟聯繫,而且也有了密切的政治聯繫。隋煬帝曾封其首領突地稽為“遼西太守”,唐太宗封其為“右衛將軍”。渤海國時期公元7世紀末,因為戰亂一部分靺鞨人東遷,後定居於松花江上游、長白山之北,建立了“震國”,唐玄宗封其首領大祚榮為“渤海郡王”,自此以後便以“渤海”為號。唐中期,渤海統一了拂涅、號室等部,統轄地域北至松花江下游、南至朝鮮半島北部、東臨大海、西南達今遼寧省北部及東部。建國初期有編戶十餘萬,人口數十萬,後期人口逐漸增至五百萬左右。從而獲得了“海東盛國”的稱譽。到9世紀末,渤海國被遼所滅。靺鞨部落中的另一部分黑水部分布很廣,其生活地域在今黑龍江省愛輝縣以東、依蘭縣以北、直臨大海的黑龍江下游地區。唐玄宗時,封其首領倪屬利稽為“勃利州刺史”,後又設黑水軍、黑水府。渤海國被滅以後,黑水靺鞨向南遷移,《遼史》中契丹人稱其為“女直(女真)”(《遼史》稱“女真”為“女直”是為避遼興宗耶律宗真之諱)。此後靺鞨這一稱謂便被“女真”所取代。遼金時期遼代時期,東北地區分別有南女真(熟女真)、北女真、生女真、黃龍府女真、順化女真、長白山女真等等,這些女真部族之間並不相互統屬。北宋初年,女真部落中的完顏部逐漸強盛,統一了今吉林省以北各部女真。1114年,其首女真人領阿骨打起兵反遼,翌年,建立金國。用10年時間滅掉了遼國,兩年後又征服了北宋。將都城從早期的上京(金上京在今黑龍江阿城市南)遷到中都城(今北京城西南隅),統一了河北及東北廣大地區。後在蒙古軍隊的強大壓力之下,遷都開封,企圖向南發展,並與南宋交戰10餘年,致使腹背受敵。1234年金國被蒙古國所滅。在近百年的發展演變中,大部分女真人與漢人及其他民族融合了,只有散居於今松花江流域、黑龍江中下游、東臨大海的女真人延續下來。這些女真人主要以漁獵為生。滿洲即與這部分女真人有直接的淵源關係。金朝是當時占領中國華北、東北地區的一個強大政權,其全盛時代的統治範圍為:東北到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堪察加一帶,包括庫頁島、千島群島;西北到河套地區;西邊接壤西夏;南邊以秦嶺到淮河一線與南宋交界。金朝在完顏阿骨打統一女真各部不斷向外擴張的過程中,女真各部也很緊密的集合在一起,人們對一個統一的女真民族的認識更加清晰,在金朝統治中原時期,進入中原的女真人雖逐漸漢化但保持著相對的民族獨立性,直到1234年金朝被蒙古帝國所滅,當初留在東北以及後來陸續回到東北的女真人後來發展為今天的滿族。元朝時期元末明初一部分女真人南遷,到達吉林省和遼寧省北部及東部一帶定居。至此,女真人大致分為三大部分,在明朝記載中分別被稱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其中建州女真就是後來形成滿族的主要成員。在元朝施行“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漢語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長漢地,同漢人”的政策下把這些約占金朝女真總人口五分之三的女真人不作女真看待。金亡後,女真成了蒙古汗國的被統治民族。忽必烈建立元朝後,女真人為元王朝管轄下的居民。蒙古汗國和元王朝對女真的管理,集中反映了女真與蒙古兩族在政治、經濟方面的關係。首先是蒙古貴族在女真地區設定了路、府、所一套行政機構,“設官牧民,隨俗而治”。1235年(即乙未歲,金亡後的第二年),在圖們江北一帶設開元(治所在今東寧縣東)、南京(治所在今吉林省延吉市東)兩萬戶府後,接著在其它女真人居住區設立許多路、府、所,管理諸支女真人。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改遼東路總管府為開元路,女真人皆被納入開元路。在遼陽、瀋陽等路相繼成立後,開元路只管轄瀋陽路以北(今遼寧省鐵嶺市北)的女真人,南部的女真人由瀋陽、遼陽等路分別統領。為了對分散的、處於後進階段上的水達達等“隨俗而治”。皇慶元年(1312年)前將開元路東北部地區劃設水達達路,與開元路同屬遼陽行省管轄。水達達路是元朝女真的主要分布地區,元王朝在其境內先後設立了許多府所。見於史籍的除前述桃溫等5個軍民萬戶府和水達達、肇州2個屯田萬戶府外,在黑龍江口奴兒乾地方設有徵東元帥府,府治在阿姆貢河對岸的特林地方;在黑龍江下游立吾者野人乞列迷等處諸軍萬戶府,治所在阿紐依河與黑龍江匯合處的哈兒分地方;在今烏蘇里江流域設阿速古兒(烏蘇里江古名)千戶所;在今俄羅斯境內濱海地區置有鯨海(今日本海)、木答哈、牙蘭千戶所。元朝統治者通過上述機構和職官,在女真地區徵收賦稅、簽軍應役、發布禁令等,實施全面政治統治。元朝向女真徵收的賦稅是實物,有糧食、布匹、各種野獸皮張和海東青等。不過由於諸支女真人所從事的主要生產不一,故繳納的實物也各有側重。蒙古貴族在女真人中籤軍應役,主要在元朝建立前後。首見於中統四年(1263年)。是年,元王朝命亦里不花在“女直、水達達及乞列賓地合簽鎮守軍”3000人,調歸塔匣來領之。元朝在女真地區發布過的禁令,有屠殺之禁、酒禁、弓矢(捕獵)之禁、出產金銀禁。這些禁令極大多數是為防止女真反抗而發布的。這不僅反映在這些禁令都發布在元初,隨著元王朝統治在全國的鞏固先後解除,尤能說明這一實質的是後兩項禁令。因為狩獵和生產金銀本是正常的社會生產,狩獵還是女真人解決衣食之需的傳統社會生產部門,所以詔令禁止,顯然是因這兩種生產與“強兵”和製造兵器有密切聯繫。明朝時期明代女真分為建州、海西(扈倫)、東海(野人)女真三部。建州女真大約在14世紀末至15世紀初,集結到以斡木河為中心的圖們江東西一帶。經常襲掠朝鮮境內。明成祖即位後為了扼制其向北發展,騷掠朝鮮於永樂元年十一月詔設建州衛軍民指揮使司,以阿哈出為指揮使。並遣千戶王可仁等至朝鮮招撫女真。永樂二年置奴兒乾衛、七年四月又置奴兒乾指揮使司,先後置衛所一百八十四,凡來降者均加官,授印綬,賜耕地。1406 年(永樂四年),猛哥帖木耳“入朝鮮慶源界抄掠”,被朝鮮軍擊退。明永樂八年(1410年),建洲女真斡朵里部酋長努爾哈赤六世祖猛哥帖木耳率部從牡丹江西岸南行至寧古塔(今海林市舊街鄉)定居下來,這一支女真在歷史上被專稱為建州女真。同時遷來的,還有部分毛憐衛的居民。猛哥帖木兒所統斡朵里部人世與胡里改部為婚,兩部關係密切。成化三年(紀元1467年),建州左衛的實力居於三衛之冠,引起了明朝的猜忌,遂於當年趁其來邊市貢馬之機將其拘禁起來並加以殺害。同年9月,明軍聯絡朝鮮部隊在24日向建州左衛發動突然襲擊,包圍了女真的營地。經過歷時一個月的大規模搜捕和圍剿,殺死女真人千餘名,並將其多年積畜劫掠一空。在這場劫難之中,毗鄰的建州衛也未能倖免,李滿住及其長子古納哈亦遭殺害。擔任這次屠殺的明朝總兵趙輔描繪說:“一夷而見逃,剖心而碎其腦,粉其骨而塗其膏,強壯就戮,老稚盡俘”,“旬月之內,虜境以之蕭條”。這是建州女真第三次遭到明朝與朝鮮聯軍的屠戮,前兩次發生在宣德八年(紀元1433年)與正統二年(紀元1466年)。明朝與朝鮮於成化十四年(紀元1478年)和十五年(紀元1479年)連續兩次圍剿建州女真,對該地區進行了毀滅性的破壞,當時,兩軍約定“可屠者屠之……盡滅乃矣”。雙方的軍事衝突進一步加劇。1616年,愛新覺羅·努爾哈赤起兵統一女真各部落,建立王朝稱汗,國號金,史稱後金,定都於赫圖阿拉(後改稱興京,在今中國遼寧省新賓縣境內)。1635年,皇太極棄用 “女真”的族稱,改稱“滿洲”,將居住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蒙古、呼爾哈、索倫等多個民族納入八旗之下,現代滿族的雛形形成。1635年,皇太極廢除“女真”的族號,改稱“滿洲”,將居住在中國東北地區各個族群納入八旗之下,現代滿族雛形自此形成。值得一提的是,當初被編入八旗的還有當時相當數量的遼東漢人、蒙古人,在八旗內部長期融合的過程中,他們的加入促成了現代滿族的形成,在八旗體制下,旗人認同下形成了穩定的共同體,滿族逐漸形成。建州女真人被稱為“佛滿洲”(舊滿洲),其他人則被稱為“依徹滿洲”(新滿洲)。清朝時期1636年,皇太極將國號改為 “清”,同時也改元“崇德”。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覆滅。清軍一路屠殺,收買漢奸,逐步攻取全中國政權,最終建立統一中央王朝——清朝。清軍入關之初,為了鞏固統治,從外貌上消除漢滿差異,防止激起漢人知識分子的華夷之辨,下令“剃髮易服”。但是剃服令卻激起了漢人民眾強烈的排斥反抗,清軍對漢人民眾進行了殘酷的屠殺,從北殺到南,製造彌天大罪,導致人口銳減,社會經濟文化倒退。清代廣泛實施文字獄,鉗制知識分子思想。在穩固統治之後,清帝逐漸進行補救。先後追尊崇禎帝廟號,興建帝陵等。在官方史書中,亦悲憫崇禎帝“非亡國之君”。稱李自成“流寇等。清軍入關之初的屠戮和文字獄客觀上是使得中國經濟文化倒退,社會進一步走向保守,封閉,中國近代積貧積弱由此出。康熙時期,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在俄國政府的慫恿支持下,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進攻喀爾喀蒙古,並藉口追擊土謝圖汗部餘眾,進軍內蒙古烏朱穆沁。 康熙帝3次率軍親征漠北。二十九年七月,他親自進駐博洛河屯(今河北隆化)節制全軍。八月一日兩軍在烏蘭布通(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境內)交戰。噶爾丹僅率數千人逃回科布多。三十四年五月,東犯克魯倫河(今蒙古國境內)以北巴顏烏蘭。三十五年五月,康熙帝命費揚古統帥清軍在昭莫多(今蒙古烏蘭巴托南之宗莫德)與噶爾丹主力軍隊激戰竟日,噶爾丹軍陣大亂,清軍追擊30餘里,殲敵數千。噶爾丹率殘部倉皇西逃。次年春,康熙帝親赴寧夏,進剿噶爾丹殘部。同年三月,噶爾丹暴病而亡。繼噶爾丹成為準噶爾部首領的策忘阿拉布坦,於五十五年進犯西藏。次年十一月攻占喇薩(今西藏拉薩),造成西藏地方動亂。五十九年八月,清軍進入喇薩,控制西藏政局,準噶爾殘部逃回伊犁。雍正時期,雍正五年(1727)噶爾丹策零繼策妄阿拉布坦為準噶爾首領後,即遣使清廷要求派人入藏熬茶(向喇嘛寺廟發放布施),清政府未允其請,並令噶爾丹策零將發動叛亂的青海和碩特部貴族首領羅卜藏丹津送回。一年之後, 雍正帝決意出兵準部。八年,噶爾丹策零押送羅卜藏丹津的隊伍行至中途,探知清軍西進來討,便返回伊犁。九年六月噶爾丹策零大敗清軍。十年六月,噶爾丹策零進掠克魯倫地區,與清軍相遇,雙方在額爾德尼昭(光顯寺)激戰,準噶爾軍隊中伏被圍,僅噶爾丹策零等率殘部突圍。乾隆時期,清政府為了完成對西北邊疆地區的統一,曾兩次出兵準噶爾部、進軍伊犁。乾隆十年(1745)噶爾丹策零死。十七年達瓦齊在阿睦爾撒納支持下奪取了準噶爾部統治權,不久兩人又發生火併。十九年阿睦爾撒納投清。清政府決定進軍伊犁。二十年五月,達瓦齊退守格登山(今新疆昭蘇縣松柏邊卡),遭清軍夜襲,達瓦齊越天山奔南疆,在烏什為回部霍吉斯擒獲,押交清廷。八月,阿睦爾撒納發動叛亂。清政府於二十一年三月占領伊犁,阿睦爾撒納逃入哈薩克阿克賚牧地。不久他又向俄國求援。二十二年二月清軍再次進軍伊犁。七月,阿睦爾撒納兵敗逃入俄境,不久死於痘疫。清政府通過上述戰爭,打擊了準噶爾貴族上層的割據勢力,統一了西北邊疆,有力地抵制了俄國勢力的擴張。清王朝從維護政權長治久安的利益出發,在康乾盛世時期,進行了一系列鞏固邊疆、抵抗外國侵略、維護祖國統一的政治軍事活動。如康熙年間,平息吳三桂“三蕃之亂”,維護了國家的統一;收復台灣,並設立一府三縣,隸福建省。經過雅克薩反擊戰,阻止了沙俄侵略者對中國東北邊疆的蠶食。清俄雙方締結了《中俄尼布楚條約》,劃定中俄東段邊界。清政府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用了70餘年時間,征服了雄踞西北的準噶爾蒙古汗國,統一了天山南北,設立伊犁將軍嚴兵把守,粉碎了沙俄向中國西北邊疆擴張的陰謀。在西藏地區,清政府選派駐藏大臣,實行政教合一的統治體制,並且確立了達賴與班禪轉世的“金瓶掣籤”制度,使西藏直接為中央政府所管轄。與此同時,清政府先後平定了上層貴族叛亂和受英國殖民主義者支持的廓爾喀(尼泊爾歷史上的統治王朝)入侵,鞏固了中國西南邊疆。清王朝的漫長統治中,中國國內各民族基本已結成比較穩固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繫。從近代鴉片戰爭以來,無論是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還是陰謀顛覆,都沒能使中國重演歷史上的分裂局面。大清王朝的建立和發展,最終確定了中國現代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基本格局。而極盛時的清朝版圖僅次於元朝,西抵蔥嶺和巴爾喀什湖北岸,西北包括唐努烏梁海地區,北至漠北和西伯利亞,東到太平洋(包括庫頁島),南達南沙群島。從17世紀後半葉(康熙朝)到18世紀末(乾隆朝),是中國帝制及傳統社會的鼎盛時期。期間雖有戰爭,但工商業百年興旺,人口升至3億,竟占到當時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可不幸的是,清王朝接著逐漸走入腐敗沒落之途。由於保守思想的沉積,閉關鎖國和妄自尊大,當世界大變革風起雲湧的時候,當中國必須直面西方勢力的時候,卻只能糾纏於內部錯綜複雜的矛盾之中,導致了中國近代史上的落伍。雖然清王朝在最後階段,曾推行過一系列的“新政”,但為時已晚。儘管如此,沒落的清王朝縱然一再被迫割地(總共割掉了150餘萬平方千米),清帝退位時,仍給中國留下了1,140多萬平方千米的遼闊疆域。在晚清時期,儘管清政府腐敗沒落,但滿族人民及八旗官兵卻為抗擊帝國主義侵略,浴血奮戰,譜寫了許多震撼人心的英勇事跡。在鴉片戰爭中,駐防在山東青州的滿洲八旗幾百名將士與數十倍於己的英軍展開了殊死搏鬥。駐守在浙江乍浦觀音山的八旗兵,英勇抗擊英國侵略者,276名滿族官兵,幾乎全部戰死在陣地上。駐防在鎮江的滿、蒙八旗官兵,在很多外省援兵逃走的情況下,面對15,000名英軍,毅然拚死抵抗,進行激烈的巷戰。旗兵死傷十之八九,副都統海齡也壯烈殉國。1858年6月,滿、蒙、漢各族八旗官兵,打沉敵艦5隻,打傷6隻,打死打傷英國侵略軍1,578人,法軍14人,取得了第二次大沽口戰役的勝利。歷史更不容遺忘的是,1860年9月21日,在同英法聯軍的八里橋大決戰中,許多滿族官兵和蒙古、漢等民族官兵一道,在清軍統帥僧格林沁陣前指揮下,壯懷激烈,視死如歸,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驚天動地的英雄悲歌。民國時期辛亥革命時,革命黨人對旗人進行了迫害和屠殺。就全國而言,驅逐韃虜口號產生了強大的激發作用,革命軍與八旗軍之間的仇視對立情緒未能因清帝遜位而及時化解,局部的武裝衝突也沒能避免,在南京、西安、福州、荊州等地,上演了種族仇殺的慘劇。漢口“滿人被殺者共有三百名”;武昌“各處皆有滿人死屍,計滿人被殺者八百人”。西安旗營“所有滿族人都被殺害”,太原滿城“全城無一逃生者”。武昌“殺旗人無數,裸體懸諸城牆,以大鐵錘釘其四肢,作射擊之標的”。新軍第9鎮士兵攻南京失利後退入鎮江,闖進已投降的旗營,屠戮旗人。西安滿城破後,“民軍以種種原因,切齒滿族,又以滿營閉城堅抗,致土匪得乘機搶掠,擾亂秩序,大忿之,故殺戮頗多”。辛亥革命後的幾十年里,在大漢族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國民黨反動派及一些反動的或對滿族抱有很深成見的文人學者,對清朝的歷史評價是不全面的,對滿族的認識和評價也是不公正的。大漢族主義者,把滿族入主中原,同漢族、蒙古族、及其他各民族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開拓、捍衛祖國的遼闊疆域,共同發展、繁榮祖國的經濟,共同創造、豐富祖國的燦爛文化,謂之“異國外族侵略”,把清朝末年的一切罪過統統扣在滿族人民的頭上,似乎要讓滿族子孫後代替祖宗去贖罪認錯,替清朝滿漢蒙貴族統治者挨罵受辱,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極大的傷害了廣大滿族大眾的民族自尊心,迫使大約一半人不敢或不願意承認自己是滿族而更改為其他民族成分了。不敢承認自己是滿族,或改成漢姓漢名。關外有的滿族人甚至生計沒有著落。這樣,在滿族的發展史上出現了人口增長緩慢甚至下降的現象。但在日本侵華時期,廣大滿族人民為抵禦外來侵略、維護國家統一做出了重大貢獻。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廣大人民包括滿族人民紛紛組織起來,奮起抵抗。先後組織了東北民眾抗日義勇軍、東北民眾自衛軍、蒙邊鎮威第一義勇軍、遼西抗日義勇軍、少年鐵血軍等抗擊日寇侵略。在抗日戰爭中有大量滿族志士為國捐軀,湧現出了黃顯聲、鄧鐵梅、關永芳、唐聚伍、李春潤、佟麟閣、關向應等難以數計的滿族抗日英雄。但是也有部分滿族人和日本人勾結公開叛國投敵建立偽滿政權。在解放戰爭中,滿族人民也同樣表現出色。據《丹東滿族志》、《寬城縣民族志》、《豐寧縣民族志》等記載,僅岫巖縣就有革命英烈136名,鳳城縣114名,寬甸縣52名,寬城縣286名,豐寧縣133名。從這些局部的統計中,也可以看出滿族人民為祖國統一做出的重大犧牲與貢獻。共和國時期新中國成立以後,滿族和其他民族人民一樣,獲得了參與國家管理的政治平等權利。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滿族人董魯安出席會議,並當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會上決定改北平名為北京,以北京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同年,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故清醇親王奕誤第七子載濤出席會議。1950年,他列席全國政協擴大會議,後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任北京市民委副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全國各少數民族獲得了民族平等權利,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許多滿族人要求人民政府承認他們是少數民族,並享有民族平等權利,滿族人民半個世紀要求民族平等的意願。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才正式承認滿族為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之一,恢復了滿族作為少數民族應有的待遇。在清代隸屬於滿洲八旗的一些錫伯、索倫等在當代則成為了錫伯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赫哲族等不同於滿族的獨立民族。1956年2月18日,由國務院發出《關於今後在行文中和書報雜誌里一律不用“滿清”的稱謂的通知》。通知指出“滿清”這個名詞是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當時封建統治者這一段歷史遺留下來的稱謂,為了增進民族團結,今後除了引用歷史文獻外,一律不要用“滿清”這個名稱,將滿族人民同滿族統治者區別開來。此後周恩來總理在闡述中國民族政策及接見滿族皇室人員時專門談到滿族問題,並明確指出“現在的問題,是要恢復滿族應有的地位。”。許多之前隱瞞民族身份的滿族人恢復了民族身份,滿族的人口數量也因此成倍增長。以前隱瞞滿族成分,或者沒有申報滿族成分的民眾紛紛自願地恢復和改正,這樣使得曾一度呈現零增長趨勢的滿族人口又開始正常發展起來。雖然1964年全國人口普查時,滿族人口僅為2,695,675人,大大低於全國人口的增長速度。正當滿族民族平等權力得以實現的時候,反右擴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給滿族及全國人民造成大災大難。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一些滿族知識分子被錯劃為右派。著名評書演員連闊如,著名書畫家、教授啟功等,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文革時期,滿族遭受了嚴重的迫害老舍因不堪凌辱,滿懷悲憤,投湖自盡。更多的滿族知名人士被抄家,蹲牛棚,受批判,遭勞改。他們受盡人格侮辱,受盡肉體折磨。在北京的滿族。故清宗室、王公貴族、軍政官員及其後裔等,幾乎無例外地在文革中受到衝擊。他們被抄家、被揪斗、被勞改、被下放,倍受折磨,無一倖免。部分人對待滿族文化進行摧毀,滿族迎來了第二次低谷。1981年,國家有關部門發布《關於恢復或改正民族成分的處理原則的通知》。許多滿族人恢復或改正了滿族成分。這其中包括一部分“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旗人後裔和部分漢族。在吉林市烏拉街出現了“山東滿族人”的亂象。在經過經濟和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充分準備之後,滿族實行區域自治的條件已經成熟,1985年1月7日經國務院批准,在遼寧省成立了首批滿族自治縣--新賓、鳳城、岫巖3個自治縣。此後又陸續於1986年12月2日在河北省建立青龍、豐寧兩個滿族自治縣;1988年8月30日在吉林省建立伊通滿族自治縣;1989年6月29日在遼寧省建立桓仁、寬甸、本溪、清原、北鎮5個滿族自治縣(現鳳城、北鎮已撤縣改市);在河北建立寬城滿族自治縣和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除自治縣外,在全國還設立了200多個滿族鄉鎮,滿族的自治權利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人口分布由於歷史的原因,滿族散居全國各地,以居住在遼寧省的為最多,其他散居在吉林、黑龍江、河北、內蒙古、新疆、甘肅、山東等省區和北京、天津、成都、西安、廣州、銀川等大、中城市。形成大分散之中有小聚居的特點。主要聚居區已建立岫巖、鳳城、新賓、青龍、豐寧等滿族自治縣,還有若干個滿族鄉。人口數量中國大陸根據2010年中國人口普查顯示,滿族的人口數量為1041.0585萬人,約占中國人口的0.77%,少數民族人口的9.28%。省級行政區中,遼寧與河北的滿族人口超過百萬。其中遼寧省有滿族533.6895萬人,占滿族人口的51.26%,占遼寧省人口的12.20%,為滿族人口的主要集中之地;河北省有滿族211.8711萬人,占滿族人口的20.35%,占河北省少數民族人口的70.80%。吉林、黑龍江、內蒙和北京的滿族人口超過十萬;天津、河南等17個省級行政區各有數萬;安徽、福建等7個省級行政區各有數千;西藏自治區的滿族人口最少,為153人。在遼寧、河北、黑龍江和北京,滿族為第一大少數民族。尤其在遼寧、河北、黑龍江三省,滿族占當地少數民族的比例超過50%;在吉林、內蒙、天津、寧夏、陝西與山西,滿族為第二大少數民族;在河南、山東與安徽則位列第三。中國台灣乾隆年間有金朝皇族移居台灣,已發展為有五百餘戶、八千多人口的大家族。台灣的滿族人,總計約有12000餘人。海外也有滿族人移居海外,但人口數沒有統計資料。
語言文字滿語文是東北亞地區產生並發展起來的一種語言,主要由滿族使用,屬滿-通古斯語族。一般認為滿語分屬阿爾泰語系滿-通古斯語族滿語支。滿文是在蒙古字母的基礎上加以改進而成的一種豎直書寫的拼音文字。Unicode滿文字型和輸入法已經問世,但由於多數網頁不能很好地支持豎寫排版,現網路上多採用太清滿文拉丁轉寫或穆麟德(穆林德夫)轉寫或稍作變動的穆麟德轉寫進行交流。據滿洲實錄,1599年努爾哈赤命額爾德尼和噶蓋兩人將蒙古字母借來創製滿文。雖然兩位顧問有反對,努爾哈赤仍然繼續把蒙古文字母改為無圈點文字,這種新文字通行當時的建州,為後金國的建立及滿族的形成有深遠的影響。後來達海更增補了十二個字頭,並於老滿文字旁邊加以圈點,使滿文更加完善,這種新文字被稱為“新滿文”,並通行於後金。清代前中期大多用滿文發布詔、誥等,成為奏報、公文、教學、翻譯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主要文字。乾隆以前期間滿文奏摺繁多,遠超過單獨的漢語奏摺。其中順治朝及以前多單獨的滿文奏摺,康熙雍正兩朝滿漢合璧類奏摺居多,單獨滿文或單獨漢文均很少。清光緒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後,使用滿語的人數約四萬餘人,其中除滿族外,錫伯族、達斡爾族等民族也使用滿語。清朝統治者在保持滿貴族優先前提下,很大程度上採取了漢化政策,整體接受漢文化。滿族丟失母語是有個過程的,到清代中期關內旗人就不大有人會說滿語了。東北地區長期進行“封禁”,滿語使用仍在繼續。19世紀60年代,在沙俄步步緊逼之下,接連割讓大片疆土的清政府接受黑龍江將軍的諫言,廢除封禁政策,鼓勵漢人民眾前往東北開闢新家園,保衛國土。東北滿族人,蒙古族人在漢人遷入開發建設過程中逐漸接受漢語為共同交流語言,滿語使用迅速下降,到現代滿語基本已經無人使用(除了黑龍江不過20世紀中晚期,只有遠在黑龍江流域與嫩江流域的少數村屯的滿族人,還存在一些日常的滿語會話。滿語研究已正式成為黑龍江大學的重點學科;民間的滿語學習班也在一些城市和網路中開始出現。宗教信仰滿族曾信仰薩滿教。“薩滿”是通古斯語,意為“瘋狂的人”。漢譯為巫師。滿族的薩滿教兼有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四重含意,故崇拜的神祇既多又雜。祭記的方式也不盡相同,有宮廷與民間之別,富者與貧者之別及地區之別、家族之別。清王朝初期,皇宮裡的薩滿多由熟悉愛新覺羅氏族方言而又聰明伶俐的女人擔任,稱薩滿太太,專管皇帝舉行各種神典,口誦滿語祭神,與民間為人治病的薩滿不同。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在東北的寧古塔和愛輝等地,滿族仍然保有薩滿教。民間薩滿分兩種,一種是跳神的薩滿,為人治病、問卜、求神驅鬼,另一種是管理祭祀的家薩滿,負責祭祀祖先神。過去滿族的農民“信巫不信醫”,有病先請薩滿跳神,無效才請醫生診治。薩滿祈禱跳神時,頭戴尖帽,綴五色紙條,下垂蔽面,外懸小鏡,身穿長布裙,腰系銅鈴,擊鼓而舞,口中念念有詞。而家薩滿在各姓氏中都有一名。在祭祀祖先時跳神唱滿語神歌,歌頌一年的豐收,或讚頌祖先的功德。清代,滿族也有崇信佛教和關羽的,但祭祀儀式仍襲用薩滿祭祀而有別於其他民族。駐防旗人後裔有家中掛祖宗袋的,袋中所裝,為從關外帶來的家鄉的泥土。廣州滿族祭“落廣祖”,所祭為第一代到廣州落戶的祖先。姓氏滿族髮飾滿族及其先世的世族和其他民族一樣,也是產生於氏族社會時代,大約在母系氏族公社時期就出現了氏族。這時女子是氏族的中心,每一個氏族都有一個共同的女祖先,全體氏族成員都是她的後代。氏族成員實行族外婚,又形成了不同的血緣群體,隨著社會的發展,子孫的繁衍,氏族不斷增多,為了互相區別,利於辨識,需要有一個稱號,就產生了姓氏。滿族的氏族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發生變化的。古老的滿族氏族在女真族形成初期,主要是按血緣群體結寨而居,依照族寨而行。滿族共同體形成之後,滿族氏族開始發生了變化。如:努爾哈赤祖居的赫圖阿拉最初只有8個氏族,隨著努爾哈赤對女真各部落的征服和統一,先後歸服於努爾哈赤麾下投靠到赫圖阿拉來的氏族越來越多,其中有33個氏族來自長白山區,有28個氏族來自哈達部,有14個氏族來自扎庫木,有17個氏族來自訥殷,有44個氏族來自葉赫,有40個氏族來自烏拉,有X個氏族來自輝發。這一時期赫圖阿拉的氏族就達到100多個,形成了諸多氏族混居的現象。滿族入主中原之後,它們逐漸丟失了它們內在的組織形式,長期與漢族人生活在一起,受漢族文化的影響,滿族氏族的名稱開始冠以漢字姓。久而久之,開始或完全放棄或忘記了原來滿族的氏族名稱,以漢字的姓取代了滿族氏族的名稱。食品滿族食品也極富特色,歷來有“滿點漢菜”之說。最能代表滿、漢族飲食文化交融的莫過於“滿漢全席”。其菜餚選料、製作和吃法上都保持著滿族特色,其中山珍如猴頭菌、熊掌、人參、鹿茸等大都是來自東北地區。它是滿點與漢菜融合的精品,在清乾隆時期就已成型,流傳了二百餘年,乾隆間《揚州畫舫錄》所載,揚州地方的“滿漢席”,已有菜點100餘道了。日常生活中,滿族民間還有許多風味小吃和種類繁多的點心。喜歡吃小米、黃米乾飯與黃米餑餑(豆包),每逢過節時吃“哎吉格餑”(餃子)。每當陰曆除夕,晚飯吃滿族獨有的風味食品白煮豬肉,炙豬肉及糕點中至今猶存的“薩其瑪”等。今天中國北方的餃子、火鍋、酸菜、京味糕點等均與滿族飲食文化有著淵源關係。體育滿族的傳統體育項目大都與狩獵相關,有舉重、摔跤、跳馬、跳駱駝及溜冰等。“跳馬”要在馬飛跑時,橫躍馬身;跳駱駝則是從後躍上駝背。跳馬與跳駱駝,都是為和敵人短兵相接時,便於飛上敵騎的擒拿技術,並成為經常鍛鍊的運動項目之一。跑冰鞋在19世紀中葉以前是八旗士兵必須操練的一項軍事技術。乾隆時期,每年陰曆十月都要在北京北海冰面上檢閱八旗子弟滑冰,作為訓練部隊的制度之一。參加這種檢閱的人數達1600名(每旗200人)。這樣盛大的滑冰大會,在當時是舉世無雙的。除了表演速度外,還有花樣滑冰、冰上足球比賽、冰上雜技、滑冰射箭項目等。舊時旗人所用的木板冰鞋還可在北京民間找到。服飾滿族服飾旗袍滿語稱“衣介”,是滿族特有的服裝,旗人服裝的俗稱。滿族男女老幼都穿旗袍。旗袍的樣式特點是:圓領、捻襟、左衽,四面開楔,束腰,有扣絆,窄袖(有的帶有箭袖),這種衣服便於坐騎,適應遊獵民族的生活習慣。左衽和束腰,不僅保暖,利於馬上活動,而且使人的自然體態得到完美的體現。箭袖,滿語叫“哇哈”,在本來就比較窄的袖口前邊,再接一個半圓形的袖口,一般最長為半尺,形似馬蹄,又稱馬蹄袖。清時,官員入朝謁見皇上或其他王公大臣,都得將馬蹄袖彈下,兩手伏地叩見,成為一種專門禮節。20世紀30年代以來,旗袍逐漸成為漢族的主要服飾。這時,男子的旗袍樣式改為直筒袖長衫。女子的旗袍逐漸演變成各色各樣的講究色彩裝飾和人體線條美的樣式,為漢族婦女所喜愛。由於旗袍非常適合中國婦女的形體和賢淑的個性、民族的氣質,後來漸漸成了中華民族非常有特色的服裝。滿族的馬褂是和旗袍配合起來穿的,它的樣式很像現代人穿的地襟小棉襖。圓領、對襟,有開楔,有扣絆,身長齊臍,袖長及肘,四面開楔。因為它身、袖較短,冬季可以做成皮的或棉的,套在長袍外面,便於騎馬,故名“馬褂”。馬蹄底鞋旗頭,滿語稱之為“答拉赤”它是滿族婦女在一般禮儀或婚禮場合佩帶的頭飾。具體做法是以鐵絲或竹藤為帽架,用青素緞、青絨或青紗為面,蒙裹成的長約三十多厘米、寬約十多厘米的扇形頭飾。佩戴時固定在髮髻之上即可。上面還常繡圖案、鑲珠寶或插飾各種花朵、綴掛長長的纓穗。此頭飾多為滿族上層婦女所用,一般民家女子結婚、節日、或祭祀祖先時方以為飾。戴上這種寬長的裝飾品,限制了脖頸的扭動,使之身體挺直,再加上長長的旗裝和高底旗鞋,使她們走起路來纖纖碎步,分外穩重、文雅。除“旗裝”、“答拉赤”外,滿族婦女的“旗鞋”也極富特色。舊時滿族婦女與漢族不同,她們崇尚腳力勁健、登山行馬,拒絕纏足陋習而以大腳“天足”為美。由此在鞋襪裝飾上獲得了充足的創藝空間,“旗鞋”便從而產生。這種裝飾以精美刺繡的旗鞋以木為底,鞋根起於中央,這種鞋俗稱“旗鞋”或通稱“高底鞋”。髮式滿族的髮式和頭飾也很有特點。滿族的男子都要留長辮子。入關以後,要求漢人男子也要留髮,一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為止。滿族婦女與男孩一樣,成年後才蓄髮,或綰或髻。髻的樣式和名稱有好幾種,如兩把頭、架子頭、大盤頭等。其中以兩把頭最為普遍,是滿族婦女的一種典型髮式。兩把頭就是將長發梳理整齊以後,束在頭頂上,然後分成兩綹,並梳成一個橫的髻,將其餘的頭髮梳成一個呈燕尾形的扁髻,壓在脖頸的後面。因此,滿族婦女行走時,脖子是不能隨意轉動的,顯得很莊重。滿族婦女不僅很講究髮式,也很注意頭飾。在眾多頭飾中,大扁方頭飾最為普遍。這是一根長約30厘米,寬約2、3厘米的銀簪子,橫於髮髻之中。在清朝滿族婦女的上層中,不僅要帶旗頭(一種用青絨、青緞做成的扇形頭冠),而且要插上各種各樣的銀飾,如花針、壓鬢針、大、小耳挖子等。滿族婦女的耳環也與眾不同,他們在耳朵上要扎三個耳眼,戴三隻耳環,這種古老的習俗,一直延續至今。
海東青滿族的民族圖騰主要有烏鴉、柳枝、野豬、魚、狼、鹿、鷹(海東青)、豹、蟒蛇、蛙等。滿族的古姓多為氏族和部落的名稱,即古代的圖騰名稱。如地處長白山、英額、琿春等地的“鈕祜祿”氏,其意為“狼”;世居哈達、赫圖那拉、寧古塔等地的“薩克達”氏,其意為“母野豬”;居住在遼陽的“尼瑪哈”氏,其意為“魚”;生活於黑龍江的“綽羅”氏,其意為“桃子”等。
滿族弓滿族歷史上是一個漁獵民族,史稱引弓之民,大力提倡所謂的國語騎射(國語即滿語),歷代皇帝反覆告誡:“騎射、國語乃滿洲之本務”他們“性多淳樸,地產小麥,雖知耕種,而以漁獵為生。遇冬日堅冰,足踏木板溜冰而射,其婦女尤善伏弩捕韶”(《大清會典事例》)。射箭是獵取食物、防禦野獸侵害的工具,也是軍事武器運用於戰場,因而在滿族社會生活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後金努爾哈赤把騎射作為立國之本。在他實行的八旗制度中,將滿族人分別組織於各旗,平時生產,戰時從征。當時人人習射,並以箭法高低為榮恥,無論王公大臣或旗丁,無不挽強善射。公元12世紀,金朝女真人中出現了一種社會組織稱為“猛安謀克”。猛安為部落單位,謀克為氏族單位。起初,1猛安可包括8至10個謀克,其首領稱為“勃極烈”。金朝建立前,定製為每300戶為1謀克,10謀克為1猛安。猛安謀克不僅是軍事組織,也是兵民一體的社會組織。所有組織成員,出則為兵,入則為民,並占有一定的土地。金朝最高統治者通過宗室、將領控制著猛安謀克組織。進入中原後,猛安謀克制度又推廣於“歸附降人”,包括漢人和契丹人。金熙宗在位期間(1135-1137年)發展為軍事、生產和地方行政機構三位一體的封建化組織。按金朝官制:猛安為從四品,掌管軍務,訓練武藝,勸課農桑,並同諸防禦州的防禦使一樣,負有“防捍不虞,御製盜賦”的任務。謀克為從五品,掌撫輯軍戶,訓練武藝,並負有除不管理常平倉之外縣令所有的職權。謀克之下分設村寨,50戶以上設寨使1人,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猛安謀克人戶平時在訓練之餘,從事農業生產。有戰事則丁壯接受徵發,自置鞍馬器械出征;其家口仍留家生產。猛安謀克制度,作為女真族創建的一種軍政合一的社會組織和制度,在對外戰爭與對內統治等方面,尤其是在前期,曾起到重要作用:促進了當時分散的女真各部結成為一個統一的女真族;在滅遼攻宋戰爭中,大大增強了女真兵的戰鬥力;在猛安謀克組織下的大批女真人迅速遷到新占領地區屯駐,鞏固了對新征服地區的統治;同時,對於大量新征服地方採用猛安謀克編制,減弱了當地人的反抗。此後,分散各地的女真猛安謀克戶往往將所受田土租與漢族佃農耕作,收取地租。猛安謀克不事生產又疏於訓練,戰鬥力逐漸衰弱。它與後金及清代的八旗制度頗有類似之處。清太祖努爾哈赤在統一女真各部的過程中,對狩獵組織牛錄,進行了創造性的改造,建立了著名的八旗制度。牛錄原為女真人氏族制時期的生產和軍事組織,行軍或出獵時,各依所屬族、寨行進,每十人為一個行進單位,設“牛錄額真”為首領(牛錄是箭,額真是主的意思)。努爾哈赤在此基礎上進行統一組織,規定每三百人編為一牛錄,由牛錄額真(佐領)管理其內部一切事務。每五牛錄為一甲喇,設一甲喇額真(參領),每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真,即旗主(後稱都統)。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初設黃.紅、藍、白四旗,四十三年(1615年)又增設鑲黃、鑲紅、鑲藍、鑲白四旗,合為八旗。有清一代,牛錄及人數時有變化,但旗制始終未變。天聰九年(1635年),皇太極把眾多的蒙古降眾和編在八旗滿洲下的一部分蒙古人,正式編成“八旗蒙古”。從天聰五年(1631年)到崇德七年(1642年),又逐步編建了八旗漢軍。至此,八旗組織的三個部分才最後完成,八旗滿洲、蒙古和漢軍,統屬於同一社會組織——八旗之下。八旗制度作為一種社會與政治合一、兵民合一的組織,對於有效地組織民眾進行戰爭,對清統一全中國,起到了重要作用。清入關後,八旗組織得到進一步加強。入關時的八旗主力,大半留在北京,將京城的內城,全部作為八旗人口的駐地;留在關外東北地方的八旗人口,稱為盛京駐防和寧古塔駐防;以後陸續派往內地各省的八旗,稱為直省駐防;康熙至乾隆時期,擊敗了新疆各部的分裂力量,又陸續建立了以烏魯木齊、伊犁等地為中心的八旗駐防體系,稱為新疆駐防。全國各地通都大邑、關津要道均有八旗駐防,並輔之漢族為主體的綠營軍隊,形成了以北京為中心,以八旗武裝為基礎的對全國的控制體系。清代滿族人民基本都生活在八旗制度之下,滿族兵丁參加了有清一代幾乎所有戰事,他們一方面為自己的先世赫赫戰功感到驕傲,另一方面,他們為戰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清代滿族社會生活的最大變化之一,是八旗兵丁由過去關外時期的旗地制,轉變為入關後的旗餉制。八旗是兵民合一的組織,原則上所有成年男丁都是士兵或預備兵,入關前是三丁抽一為兵,隨著人口的繁衍,康熙時五丁抽一,以後有八丁抽一,十五丁抽一等,戰爭緊張時可能會全體披甲上陣,甚至婦女也要承擔農耕、戰爭的後勤保障等事務。而其基本生活來源,是靠八旗分給一定數量的旗地。旗地的產出,不僅要負擔旗兵及其家屬的生活,還要承擔旗兵出征所須的行裝甲械。入關後,八旗兵丁按“計口授田”的舊制,也在京畿地區得到一份田地,但戰事頻發,兵丁們根本無暇耕種,也不願耕種,同時地少人多的漢族地區也不可能提供足夠的土地分配給他們,於是從入關時,清王朝開始給八旗兵丁發放餉銀和月米,兵餉成為八旗人口的基本生活來源。一般兵丁的餉米,表面上看是豐厚的,但在承擔戰時武器與馬匹等開支及家屬的生活後,就不寬裕了。整個清代,八旗兵額一直沒有增加,而八旗人口大量增長,大量的旗內成丁不能及時挑補當兵,導致一份兵丁的銀米要養活一大家人口的情況。而按照八旗制度的規定,旗內人口不得從事農、工、商各業以謀生計。而且,旗人也不能隨意離開所駐地方,規定京旗人口不能離開駐地四十里,各地駐防旗人不能離開駐地20里。這就是清代社會嚴重的“八旗生計”問題的由來。下層旗兵在八旗制度下日趨貧困化,清廷雖然採取多項措施,力圖解決這一問題,但旗製作為不變的根本國策,旗兵的貧困就無法改變。從階級的角度說,下層旗兵與各族勞動人民一樣,也是被統治階級。
文學滿族民間文學,既有從肅慎、勿吉、挹婁、靺鞨、女真等先民那裡傳承下來的口頭創作,也有滿族問世後的作品,包括神話、說部、傳說、故事、民歌和說唱文學等。創世神話《天宮大戰》,描述三位始祖女神阿布凱赫赫、巴那姆赫赫、臥勒多赫赫開天闢地並降伏惡魔耶魯里的情形,情節跌宕起伏,色彩神奇詭異,體現了原始藝術的超凡想像力。神話《女真定水》等,則展示了洪荒時代初民們與險惡大自然抗爭的無畏氣概。《長白仙女》是一則族源神話,稱本民族是天上仙女來長白山天池躬浴時,誤吞神鵲所銜朱果受孕,生下嬰兒的子孫,後被改敘作愛新覺羅家族的始祖神話,仍為民間婦孺皆知。此外,有關民間神職人員薩滿降妖禳災的神話,也多有流傳,其典型作品是《尼山薩滿》。“說部”是滿族民間文學特有樣式之一,它是一種由民間藝人創編並傳講的散文體長篇敘事文學,又被俗稱為“講古”,與中原市井間的說書藝術類似。每部作品的篇幅都很長,須把整部大作品分成若干分部來逐次講述。已經蒐集到的長篇說部作品有《東海窩集傳》、《紅羅女》、《金兀朮的傳說》、《兩世罕王傳》、《東海沉冤錄》和《黑水英雄傳》等十幾部,普遍具有情節震撼人心、人物個性鮮明、語言氣勢奪人的藝術特點。因說部作品常以本民族歷史上的事件和人物為題材,故多帶有歷史傳說性質。而短篇傳說在滿族民間也有很多,像《薩布素買軍草》、《火燒船廠》、《珍珠門》、《大馬哈魚》等,都是頗為膾炙人口的。民間故事,以反映階級社會現實生活者居多,《樺皮簍》、《淚滴玉杯》、《采珍珠》、《德青天斷案》、《一夜皇妃》、《祖宗婆》等,表現手法不拘一格,講述出民族社會生活百態,凸現了滿族人民的情感追求、是非觀念和價值取向。滿族民歌,可分為“薩滿祭祀歌”和“民間小唱”兩類。薩滿祭祀歌是舊時在聚族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的場合由薩滿演唱的禮神之歌,其韻律、調式帶有濃烈的原始藝術氣息,所唱內容因不同氏族而異。民間小唱,又可細分為“漁獵歌”、“情歌”、“儀禮歌”、“時政歌”、“兒歌”等項,在不同的聚居地域,分別流傳著《跑南海》、《大風天》、《搖籃曲》、《子孫萬代歌》、《阿庫里》、《出征歌》、《跑馬城》等謠曲。滿族的作家文學,一般認為當從滿洲民族形成之時計起,而不包含靺鞨、女真時代的文人創作。成書於17世紀上半葉的歷史典籍《滿文老檔》(額爾德尼、庫爾纏等著),中間的若干部分已具有鮮明的文學性,可視作滿族書面文學的濫觴。創作出《紅樓夢》的曹雪芹早期滿文著作,如《滿文老檔》、《太祖實錄》和圖理琛所著《異域錄》等,都是眾所周知的著作,學習滿文套用之書如《清文啟蒙》、《初學必讀》、《虛字指南》及《清文典要》等,是以漢文解釋滿語語法、讀法、書法及造句的書。滿譯的漢文名著極為普遍,漢文名著大多譯成滿文。官書不計外,民間說部如《三國演義》、《西廂記》、《紅樓夢》、《金瓶梅》、《聊齋志異》等,均有滿文譯本。扎克丹所譯《聊齋志異》,將原書神態畢現地譯出,文字表達達到了極高的境界。滿族文化的發展,還突出表現在滿族用漢文著書立說方面。著名詞家納蘭性德所著《飲水詞集》和《側帽集》,清新自然,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正白旗包衣(家奴)曹雪芹所著《紅樓夢》,以封建貴族家庭生活為背景,廣泛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現實,被譽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將中國古典小說創作藝術發展到了空前的高峰,在世界文學史上占居重要地位。清朝貴族昭槤所著《嘯亭雜錄》,就其耳聞目睹的清前期的制度、儀禮、事件、人物等,雜記成書,對研究滿蒙及清代歷史具有參考價值。富察敦崇所著《燕京歲時記》,是北京歲時風土的記錄,現有多種外文譯本。滿族縣令和幫額所著《夜談隨錄》,反映了滿族下層的不滿情緒。清人民藝術家老舍代滿族還出現了不少女作家,西林太清(顧太清)所著《天游閣集》,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被譽為清代第一女詞人。此外還有科德氏著《琴譜》、完顏悅姑著《花堁閒吟》、庫里雅令文著《香吟館小草》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很多有造詣的滿族文學家為中國文化事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滿族作家、人民藝術家老舍,寫出了《龍鬚溝》、《女店員》、《茶館》、《正紅旗下》等大量文學作品,受到廣大民眾的喜愛。胡昭、李惠文、朱春雨、趙大年、馬雲鵬、趙玫、葉廣芩、江浩、於德才、孫春平、邊玲玲、龐天舒、關仁山等眾多作家與詩人的作品,更勾勒出滿族文學蓬勃而持續發展的軌跡。截止2002年,中國作家協會中的滿族會員,已有145人。音樂滿族民歌內容豐富,較之漢族民歌,多了一些漁、獵、牧勞動和八旗兵出征及思念親人內容歌曲。其歌詞語言通俗、活潑,其旋律質樸、簡明。農村中的滿族民歌這一特徵更為明顯。滿族日常生活中離不開歌唱,活潑動情的小唱幾乎涉及到滿族整個人生禮俗,唱出了他們的願望和心聲。自降生聽《悠搖車》,稍大一些學唱《小板凳》、《河河沿》,童年的《抓嘎拉哈歌》,少年的放牧山歌,青年的情歌、結婚的喜歌,出征的戰歌,圍獵的獵歌,以及豐收喜慶,歲時節日,祝福賀壽,凱旋慶功,悲歡離合都有歌,其音樂風格多彩多姿,但基調豪放,朗爽,即使表現哀婉情緒的音樂,也不失其剛健強勁的內質。清中期以後,旗人中出現了一種新的鼓詞,只有唱詞,沒有說白,配合鼓板三弦演唱,名為“清音子弟書”,在北京和瀋陽等城市流傳很廣,為一般市民階層所喜愛。鶴侶和韓小窗所著子弟書《借靴》、《侍衛嘆》等,流傳最廣。還有一種民間“八角鼓”唱腔和鼓詞,直到清末還普遍流傳。舞蹈滿族舞蹈古代滿族愛好歌舞,多由狩獵、戰鬥的活動演化而來。入關後,舞蹈必選身體強壯的人,穿豹皮唱滿族歌,伴以簫鼓,稱作“喜起舞”,或舞者一半人扮成虎、豹等獸,一半人騎假馬追射,稱作“隆慶舞”。喜慶宴會時,主客男女輪番起舞,舉一袖於額,反一袖於背,盤旋進退,一人唱歌,大家呼“空齊”相和。進入遼瀋以後,更多的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歌舞形式。在宮廷樂舞中,備有滿、蒙、漢,朝等族的舞蹈。工藝滿族剪紙滿族剪紙藝術滿族喜歡貼窗花。用各種彩紙剪成各種鳥獸花卉,古今人物,貼在窗戶上,栩栩如生,充滿活力。還有另外一種剪紙藝術,就是掛箋,或稱掛錢。過春節時,家家戶戶用五色彩紙,剪成長約40厘米,寬約25厘米不等的紙塊,中間髏刻雲紋字畫,如豐、壽、福字,下端剪成犬牙穗頭,懸掛於門窗橫額、室內大梁等處,五彩繽紛,喜氣洋洋。最早掛箋是祭祖場所的裝飾品,一般都是單數。傳聞自家宗族祖先是從長白山幾道溝來的就掛幾張。黑龍江寧安、海倫,吉林東遼等地的剪紙藝術在全國藝壇上享有盛譽。補繡工藝滿族民間工藝。或稱“釘線”,主要流行於東北地區農村。以家織布和棉線為原料剪縫而成,黑白色為主調,間用他色。紋飾以榴開百子、吉慶有餘、葫蘆盤長、福壽長春、八寶等吉祥圖案為主,多配以較粗重的黑色邊飾,常繡於枕頂、荷包、幔帳、坐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