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

人物生平

路遙，原名王衛國，漢族，中國當代土生土長的農村作家。1949年12月3日生於陝西榆林市清澗縣一個貧困農民家庭，7歲時因為家裡困難被過繼給延川縣農村的伯父。曾在延川縣立中學學習，1969年回鄉務農。這段時間裡他做過許多臨時性的工作，並在農村一國小中教過一年書。在路遙回鄉務農期間，路遙和當時在延川縣梁家河大隊插隊的習近平總書記同住一個窯洞，兩人成為朋友，曾徹夜長談過。1973年進入延安大學中文系學習，其間開始文學創作。大學畢業後，任《陝西文藝》（今為《延河》）編輯。1980年發表《驚心動魄的一幕》，獲得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1982年發表中篇小說《人生》描寫一個農村知識青年的人生追求和曲折經歷，引起很大反響，獲全國第二屆優秀中篇小說獎，改編成同名電影后，獲第八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轟動全國。《在困難的日子裡》獲1982年《當代》文學中長篇小說獎，同年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1988年完成百萬字的長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以恢弘的氣勢和史詩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現當代城鄉社會生活的長篇小說。路遙因此榮獲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且該書未完成時即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時20分，路遙因肝硬化腹水醫治無效在西安逝世，年僅42歲。

創作年表

創作背景

時代背景從文化大革命後期到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當時的中國社路遙著作會現實是動盪發展的，改革探索也是在摸索中前進的，滄桑而苦難。由於國家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的不正常，社會許多方面都處在一種非常動盪和混亂的狀態中，造成城鄉之間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鴻溝。在農村，農民的生活也越來越困難。個人背景路遙出生於西北山區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是從農村走出的作家，他幼年因為家貧被過繼給伯父撫養，使得其幼小的心靈過早的學會了堅強。艱難的求學經歷，繁重的務農生涯，還有不斷生活輾轉在城鄉之間的求學生活經歷，使得他忍受了大多的苦難。他一生鍾情於陝西的黃土地，對於那片養育他多年的故土充滿了情感，對路遙來說，那個存世現實的棲居地，土地是其精神資源的源泉。

創作特點

作品思想在作者筆下，生存環境的悲苦不僅僅是生計問題，更有發展空間的種種限制。實際上，路遙作品中的主人公，其堅毅品格更是在不斷追求發展的奮鬥過程中日臻完美的。寫苦難是為了寫苦難中的人。苦難越深重，戰勝苦難的人及其品行就越是難能可貴和令人敬佩。《平凡的世界》安排孫家兄弟倆齊頭並進又相互映襯，其兄孫少安13歲就輟學回家務農，後辦磚廠起家致富；其弟孫少平求學、教書，後出外打工、挖煤。通過他們兩條人生之道的曲折延伸，反映了當時農民的生存際遇，其重點又是突出孫少平外出謀生的艱難。路遙通過進城故事寄託了對城鄉關係的思考。許多研究者都指出，路遙的小說是一個二元對立的文學世界，其中，城市與鄉村的對立是核心的，在這一基礎的核心對立之下，衍生了諸多二元對立的因子，文明——愚昧、先進——落後、浪漫——淳樸、複雜——純潔、高貴——卑微、自信——自卑，等等。這些因子被作者有意識地排列起來，並通過一個個鮮明生動的事件清晰地並置在一起，‘構成了矛盾的、不可調和的兩極。這顯然是一種被作家精心結構的序列；前者是都市的象徵，後者是鄉村的隱喻。現實主義作家路遙以客觀的筆觸去書寫鄉村、描寫都市，在路遙筆下，城市與鄉村城市與鄉村的對立，不僅是地理空間的對立，而且是文化空間的對立，城市是在與鄉村的對比中存在的，而鄉村也在城市的陰影中展開。實際上，路遙進城故事書寫是早期鄉土文學的審鄉情結的再現；以城裡人的眼光，圍觀鄉村的“惡”，以此來反思和反省鄉村。城市是進城鄉下人的欲望對象，毫無疑問的是，鄉村空間指向的是歷史和記憶，城市空間肯定指向的是未來。路遙在其進城故事中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真實記錄了改革初期農村青年的人生奮鬥歷程。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口號以來，中國社會自此步入了激烈的社會變革時期。在這個歷史轉換的關鍵時期里，隨著計畫經濟到商品經濟的歷史轉換，各種陳舊的思想觀念都面臨著強烈的衝擊，傳統的心理結構也在發生著新的變動。作為八十年代新一代的農村青年最先感受到了這種變動和衝擊的力量，他們開始對自己生活的鄉村世界產生不滿與懷疑，而對具有現代文明誘惑的都市產生強烈的嚮往。一貫秉承現實主義創作理念的作家路遙用文字真實地記錄了八十年代的農村青年的進城歷程和人生奮鬥足跡，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不憚於違背傳統道德倫理而力爭到大城市發展自己的前途，《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在從攬工漢到煤礦工人的身份流動中彰顯了實現進城理想的種種努力與嘗試。無論是高加林還是孫少平，他們無不是八十年代個人奮鬥者的典型人物。因此，可以說路遙在其進城故事中通過高加林、孫少平等進城鄉下人形象的塑造，較早地傳達出社會變遷的時代信息，使得當時的讀者產生了思想上的共鳴；甚至使得今天的讀者產生了心靈上的契合。路遙創作在思想方面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深刻的哲理性。哲理在他的許多作品中不是外加的，相反已經和作品對生活本質的揭示融合一起，成為藝術構思和藝術表現的必然結果。特別是路遙中篇的結構，也可以稱之為哲理性結構。生活在這些中篇里成為一個相對的封閉體系，生活的過程構成了一個個人生的大輪迴。作者對人生價值和意義的哲學思考，就從這大輪迴中衍化出來。高加林懷著一顆勃勃雄心，進入了城市，在城市生活的舞台上，威武雄壯地表演了一番，最後又被迫回到自己最不願呆的農村。但是這種輪迴並不是原地踏步，而是人物在經過了生活的歷練與艱辛之後的一種重新出發。愛情觀念作家幾乎為他每一個心愛的愛情故事都安排了一個不甚光明的尾巴；《在困難的日子》中馬建強對吳亞玲的情感披自卑放逐，最終無奈地看著吳亞玲和鄭大衛門當戶對地在一起，《人生》中的黃亞萍最終卻沒有勇氣跟隨高加林回樹當農民，她將永遠無法走出精神失戀的痛苦陰影，劉巧珍為被縣裡清退的高加林求信說明他心底里愛的仍然是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安和秀蓮的婚姻中始終不能抹去田潤葉的影子，婚後的田潤葉以與丈夫分居的方式堅守著對愛情的忠貞，獨自飲下了一杯自己親手釀造的婚姻苦酒。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路遙所講述的男女主人公的愛情故事都是令人心酸的悲劇：固然，“有情人難成眷屬”不失為一種悲劇，而只有丈夫或者妻子沒有愛人的“物質婚姻”更是足以撼動人心的悲劇。由此可見，基於精神交流和心理契合基礎上的戀愛才是路遙心目中理想的婚姻。路遙還通過愛情表達了對人生的思考。在路遙筆下，愛情只是作為其筆下青年男女主人公人生道路上的插曲而存在的，路遙則僅僅是為了表達人生奮鬥的主題而寫愛情。在路遙筆下的愛鍺故事中，對於男性主人公而言，愛情只不過是他們在由鄉而城道路上的踏腳石。正如司湯達筆下的於連是踩著一個個女人最終走進了豪門貴族小姐的閨房，路遙筆下幻想進城的農村男青年也幾乎是試圖踏著一個個女人以實現自己的進城理想，他們或無情地斬斷與成為進城道路上絆腳石的農村女性的愛情關係，或將城市女性作為進城的敲門磚。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薛峰、《姐姐》中的高立民、《風雪臘梅》中的康莊、《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作家路遙總是以道德倫理作為判斷人生價值的重要標準，甚至那本該不能摻入一絲雜質的愛情生活，也同樣無法擺脫道德的審視。路遙濃重的道德情結，使得他在愛情故事的書寫中特別重視傳統倫理道德對愛情選擇的重大意義。這種在愛情故事中所顯露出來的道德審視在路遙的早期小說《人生》中已經有著較為明顯的體現：一方面，接受了現代情愛觀念影響的作家能夠對高加林和黃亞萍基於志同道合基礎上的結合做出自覺的肯定；另一方面，深受傳統道德影響的作家對被高加林拋棄的劉巧珍懷有深深的同情，甚至為了表達對傳統女性劉巧珍的同情而突出“插足者”黃亞萍的自私、任性、輕浮，從而加重了對現代女性黃亞萍譴責的砝碼。由此可見，作家路遙習慣於從道德角度審視愛情生活，致使他在愛情故事的書寫中無法擺脫道德理性的拘圍，這也是其愛情故事書寫的局限所在。藝術風格路遙不是一個四平八穩、刻意苦吟的詩人，他在秉承傳統現實主義注重客觀冷靜描寫的同時，同樣重視作家的主體作用，他認為作家作品中觀照的現實必然有作家的主體判斷，融入了作家的個人情感。路遙十分注重生活中的感情積累和作品中的激情傾注，將現實主義的直面人生和浪漫主義的奔放熱烈一同融入到作品中，讀他的作品無時無刻不能感受到蘊含在作品中或緩或急的激情涌動。在路遙為我們建構的小說世界中，你能體會到和路遙一樣熾烈、溫情、友好、質樸的濃烈的激情，你會隨著路遙的筆感受一次次心靈的震顫和悸動，一起悲或一起喜，一起怒亦或一起怨，讓你體會到和作家一樣的柔情似水，一樣的血氣方剛。儘管與民間文學有著很深的淵源，但路遙畢竟接受了現代文明的薰陶，其創作又顯示出一定的超越性特徵，典型表現就是通過敘述視角的變化使故事不斷向前推進。民間文學講求故事的完整性和連續性，這使不少背景性材料和事件的敘述受到影響，路遙力求展示生活的原貌，因此，必須要突破這種單線連續發展的敘述模式，通過敘述視角的不斷交化全景式地再現生活，特別是當故事呈複線發展的時候，對民間說書藝人“花開兩朵，各表一枝”來追求時間完整性手法的超越更為明顯，典型例證就是多線結構的小說《平凡的世界》將雙水村與縣城兩個平行發展的故事通過孫少平、田潤葉等在城鄉之間的位置變換有機結合為一個完整故事。人物形象路遙作品中所創造人物的理想追求、人生價值、道德價值等一系列觀念太過難美、太過理想化，太過單一，路遙常常在作品中為刻意追求這種唯美而放棄對現實的批判，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路遙作品成為經得住時間考驗的真正意義的經典。比如，孫少平與田曉霞最初萌發愛情就是因為他們對讀書和思考的共同愛好，這就奠定了志同道合的愛情基調。曉霞愛少平的是他的頑強意志和奮鬥精神，少平愛曉霞的是她的博學善恩和勤奮敬業，這基本上是一種理想的選擇，而且他們的愛情本身也基本上是由互勉和思念構成的精神戀愛。其實，愛情是有多重風景的。志同道合是一種美，兩情相悅是一種美，溫柔思念是一種美，靈肉結合是一種美。而《平凡的世界》只為我們展示了志同道合這一重美景，崇高固然崇高，但卻失之於單一，沒有展示出“平凡的世界”里平凡的人們的平凡愛情中多個側面、多個層次、多種形態的豐富多姿的美。而對於配角，路遙所塑造的形象也是有特色的。例如，“文革”是一個特殊的動亂歲月，又是一個考驗人性品格的大舞台，作者以此為背景，塑造出兩類不同的人物形象，一是憂國優民、大公無私的忠誠幹部，一是趨炎附勢、惟利是圖的跳梁小丑。在《驚心動魄的一幕》里，展現了1967年造反武鬥的歷史畫面。就在廣大人民民眾被少數別有用心的造反派頭頭們挑動起來，即將進行一場嚴重武鬥的危急時刻，縣委書記馬延維置個人安危生死於不顧，正義凜然地跋涉到劍拔彎張的造反大廳，挺立於正要“捉拿”他的造反派面前。在這驚心動魄的一幕里，作者刻畫了縣委書記馬延維為保護人民民眾生命而寧死不屈的高大形象，鞭撻了如縣委副書記李維光見風使舵、毫無黨性人民性的敗類以及如金國龍等一群自私自利、心懷叵測的投機野蠻之徒的無恥嘴臉。在路遙小說中的進城故事中，故事主角一般設定為農村青年，其中有男青年也有女青年。女青年有《黃葉在秋風中飄落》的劉麗英，《平凡的世界》中的郝紅梅、孫蘭香、金秀等，這些鄉村女青年擁有進城的天然資本，那就是她們的長相優勢，通過相貌換取進城資格，她們可以通過婚嫁進城。然而，路遙小說中的進城故事最關注的其實是男青年進城，尤其關注這些男青年身份的設定。與這些具有相貌優勢的女育年相比，男青年通常具有知識優勢，這些男青年擁有進城的精神資本卻沒有進城的物質條件。其次，路遙在其進城故事的講述中塑造了新人特質的農民形象。在路遙的小說中，從高加林到孫少平，組成了一個進城鄉下人的人物序列，他們身上所特有的混合型的精神特質使得他們成為魯迅筆下和柳青筆下的農民形象之後呈現多重組合性格的農民形象。這類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中國農民形象的內涵得以豐富和深刻，是路遙對中國農民形象畫的重要貢獻。

人物影響

路遙原名王衛國，1970年開始使用筆名路遙。他是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其作品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文壇引起了很大反響，是鄉土文學的代表人物。他創作的小說多次獲獎；短篇小說《風雪臘梅》獲1981年《鴨綠江》作品獎：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獲1979—1981年度《當代》文學榮譽獎、1981年5月“《文藝報》中篇小說獎”二等獎、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中篇小說《在困難的日子裡》獲1982年度《當代》文學中長篇小說獎；中篇小說《人生》獲1983年第二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1984年陝西省文藝創作“開拓獎”一等獎：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獲1991年度第三屆“茅盾文學獎”，被譽為“茅盾文學獎上的明珠”。其中，《人生》被改編成電影，《平凡的世界》被改編成廣播劇和電視劇。把生活的苦難、殘酷和卑微描寫出來，不是路遙的特色，許多作家都能這樣做。而能夠把年輕人的貧窮和窘迫寫得如此無辜、純潔甚至可愛，這才是路遙的不同凡響之處。路遙在逝世多年後，仍然得到很多讀者的熱烈擁戴，也受到很多作家同行的肯定，從路遙文學館的籌建過程就可以略見一斑。梁向陽是延安大學文學研究所的所長，也是路遙文學館的籌建人。文學館籌建速度之快、過程之順利讓他意外：“項目動工是今年的7月份，到9月份就建成了。全部的資料和展品就是我、副手和三個研究生在兩個月時間籌備的。從徵集、收錄再到整理、布展，就兩個月時間。過程順利極了，我的徵集文章一發出去，就有很多好心的朋友來幫助，很多的事情都讓我感動。”

人物評價

著名作家、陝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朱鴻表示，路遙的精神遺產至少有以下四點：路遙第一，他對文學事業的那種神聖感，以整個生命去打造自己的文學；第二，他對普通人命運深刻、持久地關注；第三，他所塑造的高加林、孫少平等人物形象，給了社會底層特別是正處於奮鬥中的青年，以永遠的感情共鳴與精神鼓勵；第四，他儘可能地挖掘、表現了每個人本身潛在的樸素而又寶貴的精神。這四點足以使一位作家永遠不朽。“路遙是我尊敬的朋友和師長”，著名作家、陝西省文聯副主席高建群如此說道。一個作家去世近二十年了，人們還在熱烈地懷念他，還在談論他的作品，這本身就是對一個作家最高的獎勵。路遙的作品中那些人物及其命運，已遠遠超越了文學的範疇，他給一切卑微的人物以勇氣與光亮，讓他們知道自己能夠走多遠。

路遙歷年演唱過的歌曲

• 2009-08-05歌曲：你的愛情太虛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