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

個人經歷

早年留學1908年4月7日，傅雷生於中國江蘇省南匯縣傅家宅（今上海市南匯區航頭鎮王樓村五組），因出生時哭聲洪亮，長輩們便以“雷”為名，以“怒安”為字。1912年時其父傅鵬飛因冤獄病故，由母親撫養成人。1920年（12歲）考入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國小（今南洋模範中學），次年考入上海徐匯公學。1924年因批評宗教而被開除，同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附屬中學。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1926年，在北伐勝利的鼓舞下，與同學姚之訓等帶頭參加反學閥運動，大同校董吳稚暉下令逮捕，母親為安全起見，強行送子回鄉。秋後考入上海持志大學讀一年級。1928年，傅雷留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藝術理論。開始受羅曼·羅蘭影響，熱愛音樂。教學生涯1931年，傅雷回國任教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現上海大學美術學院），任校辦公室主任，兼教美術史及法文，致生活照(6張)力於法國文學的翻譯與介紹工作。次年與龐薰琹和倪貽德結成“決瀾社”。1932年，傅雷與青梅竹馬的表妹朱梅馥結婚，朱把一切獻給了丈夫和孩子，按照他們的朋友楊絳女士的評價，朱梅馥是“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沙龍里的漂亮夫人”、“能幹的主婦”，還是傅雷的“秘書”。抗日戰爭時期，留在上海，此後參加中國民主促進會，曾發表親美言論。1949年之後，曾任上海市政協委員、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理事及書記處書記等職。傅雷學養精深，對美術及音樂理論與欣賞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詣。遭到迫害陷入政治旋渦1958年，在上海“反右補課”中，傅雷被上海市作協劃為戴帽“右派分子”。上海市中共領導柯慶施執意要劃傅雷為右派，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上海作協黨組書記周而復則認為傅雷屬於“可劃可不劃”的範圍，恰逢周揚赴上海聽取意見，柯慶施同意了周而復、周揚的意見，事後上海市中共委員會派柯靈通知傅雷該訊息。但正當傅雷做了檢討，準備放下包袱時，陰謀家柯慶施卻變卦拍板把傅雷定為“右派”。1958年，傅雷之子傅聰留學波蘭，《傅雷家書》出自這一時期傅雷與其子的書信來往中。1966年8月底，文革初期，傅雷遭到紅衛兵抄家，受到連續四天三夜批鬥，罰跪、戴高帽等各種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蔣介石舊畫報）。服毒自殺1966年9月3日上午，女傭周菊娣發現傅雷夫婦已在江蘇路284弄5號住所“疾風迅雨樓”雙雙自殺身亡，傅雷系吞服巨量毒藥，在躺椅上自殺，享年58歲，夫人朱梅馥系在窗框上自縊而亡。傅雷夫婦死後，骨灰原被安葬於永安公墓，後歸併到萬國公墓，之後由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的破壞後遺失。幸有一工人原為傅雷作品的愛好者，故私藏其骨灰盒，倖免遭毀。平反昭雪1979年4月，由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主辦傅雷朱梅馥追悼會，柯靈致悼詞，宣布1958年劃為右派分子是錯誤的，應予改正；文革中所受誣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徹底恢復政治名譽。骨灰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主要作品

原創作品

人物觀點

對於八股文風，傅雷這樣說道，“一個知識分子不善於思考，不勇于思考，感覺不靈敏，好奇心不強，就不稱其為知識分子，更談不到鑽研學問。何況思想懶惰與感覺麻痹還牽涉到遇事認真負責的問題，從而牽涉到人生觀與世界觀。”對於藝術，人生，傅雷這樣說到，“先做人，其次做藝術家，再次做音樂家，最後做鋼琴家”。對於孤獨，傅雷這樣對傅聰說到，“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獨的。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創造許多心靈的朋友，你永遠不要害怕孤獨，你孤獨了才會去創造，去體會，這才是最有價值的。”

創作歷程

1925年9月，傅雷習作短篇小說《夢中》，發表於次年1月《北新周刊》第13、14期。1926年8月，傅雷寫了短篇小說《回憶的一幕》，發表於次年1月《小說世界》第15卷第4期。1928年，傅雷到達馬賽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寫《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陸續發表於當年《貢獻旬刊》第1、2卷各期。後為文學家曹聚仁所推重，編入《名家書信集》並且開始留法四年，為學法文，試譯都德的短篇小說和梅里美的《嘉爾曼》，均未投稿。開始受羅曼·羅蘭影響，熱愛音樂。1929年，傅雷在瑞士萊芒湖畔譯《聖揚喬而夫的傳說》，載於次年出版的《華胥社文藝論集》。是為最初發表的譯作。9月返回巴黎後，就投人休養中開始翻譯的丹納《藝術論》第1編第1章，並撰寫《譯者弁言》，載於《華胥社文藝論集》。1930年，傅雷撰寫《塞尚》一文，載同年10月《東方雜誌》第27卷，第19號。1931年，傅雷譯屠格涅夫等散文詩四首，以“小青”、“萼子”等筆名發表於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的《藝術旬刊》，譯《貝多芬傳》，後應上海《國際譯報》編者之囑，節錄精要，改稱《貝多芬評傳》，刊於該《譯報》1934年第1期。11月與劉海粟合編《世界名畫集》，並為第2集撰寫題為《劉海粟》的序文。由中華書局出版。受聘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校辦公室主任，兼教美術史及法文。編寫美術史講義，一部分發表於《藝術旬刊》。譯法國Paul Gsell《羅丹藝術論》一書，作為美術講義，未正式出版，僅油印數百份。1932年，傅雷與留法期間認識的龐薰琹和在上海美專認識的倪貽德，出於對現實的不滿，意欲為改變現狀有所作為結成“決瀾社”，公開發表《決瀾社宣言》。傅雷在《宣言》上籤了名。並與倪貽德合編《藝術旬刊》，由美專出版。9月籌備並主持“決瀾社”第三次畫展，即龐薰琹個人畫展。9月為龐薰琹個人畫展寫短文《薰琹的夢》，刊於同月《藝術旬刊》第1卷第3期。10月譯George Lecomte文章《世紀病》，刊於同月28日《晨報》。10月至次年5月為《時事新報》“星期學燈”專欄，撰寫《現代法國文藝思潮》、《研究文學史的新趨向》、《喬治·蕭伯納評傳》、《從“工部局中國音樂會”說到中國音樂與戲劇底前途》和《現代青年的煩悶》等5文；並翻譯《高爾基文學生涯四十周年》、《精神被威脅了》和《一個意想不到的美國》三篇。為《藝術旬刊》撰寫《現代中國藝術之恐慌》、《文學對於外界現實底追求》等文章四篇；美術史講座十一講：世界文藝動態十八則；以“萼君”、“萼子”、“小青”等筆名譯短詩五首；以“狂且”筆名譯拉洛倏夫谷格言二十六則；以“疾風”筆名譯斐列浦·蘇卜《夏洛外傳》十二章。1933年，傅雷所譯《夏洛外傳》全書付印，冠有《卷頭語》及《譯者序》。9月以“自己出版社”名義自費出版。9月母親病故。堅決辭去美專職務。1934年，傅雷撰寫所譯羅曼·羅蘭《米開朗琪羅傳》的《譯者弁言》。全書於次年9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又譯Paul Hazard長文《今日之倫敦》，連載於《國際譯報》1934年第6卷第5、6期。6月將在美專任教時編寫的美術史講義整理、補充為《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未發表），1985年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6月《羅曼·羅蘭致譯者書》為所譯《托爾斯泰傳》的代序。全書於次年11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秋與葉常青合辦《時事匯報》周刊，任總編輯。“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為接觸印刷出版事業之始。3個月後，以經濟虧損而停刊”。1935年，3月應滕固之請，傅雷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任編審科科長四個月。以筆名“傅汝霖”編譯《各國文物保管法規彙編》一部。6月由該委員會出版。6月譯《米勒》，作為序文刊於王濟遠選輯的《米勒素描集》（商務印書館出版）。7月撰寫所譯莫羅阿《人生五大問題》的《譯者弁言》。全書於次年3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9月寫《雨果的少年時代》一文，發表於12月出版的《中法大學月刊》第8卷第2期。12月為所譯莫羅阿《戀愛與犧牲》撰寫《譯者序》。全書於次年8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36年4月，傅雷譯畢莫羅阿《服爾德傳》，寫有《譯者附識》。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37年，所譯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冠有《譯者獻詞》。7月應福建省教育廳之約，去福州為“中等學校教師暑期講習班”講美術史大要。1941年，2月所譯《約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第2卷冠有《譯者弁言》。1942年，1月傅雷翻譯英國羅素《幸福之路》，並撰寫《譯者並言》。該書於1947年1月由上海南國出版社出版。3月重譯《貝多芬傳》，並寫《譯者序》，以所撰《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作為附錄。全書於1946年4月由上海駱駝書店出版。4月翻譯法國杜哈曼《文明》。1944年1月傅雷與裘柱常、顧飛、張菊生、葉玉甫、陳叔通、鄧秋枚、高吹萬、秦曼青等共同署名發起在滬舉辦“黃賓虹八秩誕辰書畫展覽會”，並刊印《黃賓虹先生山水畫冊》和《黃賓虹畫展特刊》，特刊上以筆名“移山”，撰寫介紹黃賓虹繪畫之《觀畫答客問》，2月翻譯巴爾扎克《亞爾培·薩伐龍》，1946年5月由駱駝書店出版，4月以筆名“迅雨”寫《論張愛玲小說》，對張愛玲創作的發展趨向提出了精當中肯的批評。文章刊於柯靈所編《萬象》5月號，12月翻譯巴爾扎克《高老頭》，1946年8月由駱駝書店出版。1945年9月，傅雷與周煦良合編《新語》半月刊，共出五期，因郵局扣發停刊，10月至次年5月分別以“疾風”、“迅雨”、“移山”、“風”、“雷”等筆名，傅雷為《新語》寫文藝政治文章十六篇，翻譯政論兩篇；為《周報》寫政論兩篇；為《民主》寫書評一篇；為《文匯報》寫政論二篇。12月為柯靈主編的《周報》積極提供材料，出版《昆明血案實錄》。1947年，傅雷“痛改”杜哈曼《文明》的譯稿，並寫《譯者弁言》及《作者略傳》。5月由南國出版社出版。4月翻譯斯諾《美蘇關係檢討》，生活書店以知識出版社名義刊印兩百本。譯者代序《我們對美蘇關係的態度》先連載於4月24、25日《文匯報》。7月寫《所謂反美親蘇》一文，刊於儲安平主編的《觀察》第2卷第24期。1948年，受英國文化協會之託，翻譯牛頓《英國繪畫》，由商務印書館出版。8月巴爾扎克《歐也妮·葛朗台》譯竣於廬山枯嶺。由三聯書店出版。1951年，譯畢巴爾扎克《貝姨》，寫有《譯者棄言》。8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7月重譯《高老頭》。9月為《高老頭》撰寫《重譯本序》。全書於10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傅雷 作品集(6張)1952年，2月巴爾扎克《邦斯舅舅》譯畢。5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9月《約翰·克利斯朵夫》重譯本第1冊由平明出版社出版。1953年，2月《約翰·克利斯朵夫》重譯本第2冊出版。3月《約翰·克利斯朵夫》重譯本第3冊出版。6月《約翰·克利斯朵夫》重譯本第4冊出版。全書出齊。7月譯畢梅里美《嘉爾曼》（附《高龍巴》）。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1954年，譯畢巴爾扎克的《夏倍上校》（附《奧諾麗納》、《禁治產》）。3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8月北京召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因放不下手頭工作，未參加。所寫長篇書面意見《關於整頓及改善文藝翻譯工作的意見》，列為會議參考檔案。8月譯華服爾德《老實人》（附《天真漢》）。次年2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9月20日華東美術家協會為黃賓虹在上海舉辦個人畫展，開幕式座談會上就國畫與西畫問題作一發言。1955年，2月譯波蘭傑維茨基《關於表達蕭邦作品的一些感想》。3月譯法國Camille Bellaique《莫扎特》中之一節《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靈魂》。4月譯畢巴爾扎克《於絮爾·彌羅埃》。次年1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5月譯羅曼·羅蘭《論莫扎特》。刊於《外國名作曲家研究》第2集。1956年，寫《蕭邦的少年時代》和《蕭邦的壯年時代》。（未發表）。2月寫關於知識分子文章三篇，發表於《人民日報》和《文匯報》。3月譯畢服爾德《查第格》及其他七個短篇。1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4月下旬參加政協視察團視察郊區農業生產合作社，並於5月執筆寫《第一階段郊區農業生產合作社視察報告》。6月去安徽參觀合肥淮南煤礦、佛子嶺水庫、梅山水庫。執筆寫出《政協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設事業參觀團第一組總結報告》。7月為紀念莫扎特誕辰二百周年，寫《獨一無二的藝術家莫扎特》，發表於同年《文藝報》第14期。8月擔任《文匯報》社外編委。11月所寫《與傅聰談音樂》一文，連載於《文匯報》。12月寫《評春種秋收》，載於次年《文藝月報》1月號，自當年至翌年7月撰寫有關知識分子問題，整風問題，文藝界出版界問題的文章十二篇，刊於《文匯報》。1957年元旦《文匯報》載所寫短文《閒話新年》。5月寫《翻譯經驗點滴》，載《文藝報》第10期。1958年，譯畢巴爾扎克《賽查·皮羅多盛衰記》。6月為所譯《賽查·皮羅多盛衰記》撰寫《譯者序》。全書於 1978年9月作為遺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譯丹納《藝術哲學》，至次年5月譯畢；並撰寫《譯者序》，精選插圖104幅。全書於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59年，翻譯巴爾扎克《攪水女人》。1月為《攪水女人》寫《譯者序》。全書於1962年1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月底抄錄編譯的《音樂筆記》，寄傅聰作學習參考。1961年，譯畢巴爾扎克《都爾的本堂神甫》、《比哀蘭德》，並撰《譯者序》。全書於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63年，因《高老頭》擬收入“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特在重譯本基礎上再次重改修訂，並撰寫《譯者序》11頁，譯序於十年浩劫中失散。1964年，譯完巴爾扎克《幻滅》三部曲，於8月改完謄清寄出，附有《譯者序》，序文佚失於十年浩劫中。該書於1978年3月作為遺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65年，第四次修改並謄寫巴爾扎克《貓兒打球號》。此稿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迄今未找到。

社會評價

好友 樓適夷：“傅雷的藝術造詣是極為深厚的，對古今中外的文學、繪畫、音樂各個領域都有極淵博的知識。但總是與流俗的氣氛格格不入，他無法與人共事，每次都半途而去，不能展其所長。”好友 楊絳：“傅雷滿頭稜角，動不動會觸犯人又加脾氣急躁，止不住要衝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園轉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書齋。”畫家 黃苗子：傅雷非常愛這個國家，所以對這個國家的要求也很嚴格。他愛他自己的文章，愛他所翻譯的作家的作品，所以對它們非常認真。妻子 朱梅馥：“我對你爸爸性情脾氣的委曲求全、逆來順受，都是有原則的。因為我太了解他。他一貫的秉性乖戾、嫉惡如仇是有根源的。修道院似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後，孤軍奮鬥，愛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舊傳統和殺人不見血的舊禮教。為人正直不苟，對事業忠心耿耿。我愛他，我原諒他。”石西民：“傅雷是個有個性、有思想的鐵漢子、硬漢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麼都重。”傅聰：“其實我父親並不是天生喜歡在書齋里的，他是很關心國家的。關心世界，關心國家，關心人類。1956年的時候，他曾經真的覺得中國有希望。”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朱維錚：“傅雷這個人，我覺得是，在反右裡面，應該講是最沒有反黨情緒的，最想我們的黨變得好一點的人。結果後來，在反右以後被批判的是最厲害。這個我想傅雷的理想的頭，碰了一個那么大的釘子，碰到的頭破血流，跟他後來不斷地失望，到最後走上自殺的道路，是應該有關係的。”傅雷作為一個翻譯家，別人說“沒有他，就沒有巴爾扎克在中國”，他譯介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影響了幾代中國人；作為音樂鑑賞家，他寫下了對貝多芬、莫扎特和蕭邦的賞析；作為文學評論家，他對張愛玲小說的精湛點評，為學界作出了文本批評深入淺出的典範；他寫給長子傅聰的家書《傅雷家書》自80年代出版至今，已經感動了數百萬讀者。傅雷先生一生在文學、音樂、美術理論、美學批評等領域多有建樹，體現出勤奮、正直、熱心、嚴謹、慈愛的美德，凝聚成了獨特的“傅雷精神”。

後世紀念

緬懷2013年10月27日上午10點整，在上海福壽園海港陵園的如茵園內，著名翻譯家傅雷及夫人朱梅馥終於葉落歸根，長眠在潔白的豐碑下。傅雷夫婦紀念碑高約1.8米，碑身潔白如雪，穩定挺拔。傅雷兒子傅聰、傅敏等家屬參加了骨灰安葬及紀念碑揭幕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