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革命陳雲，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江蘇青浦（今屬上海）人。1905年6月13日出生於貧苦農民家庭。2歲喪父(陳梅堂)、4歲喪母（廖順妹），由裁縫出身的舅父（廖文光）撫養。1919年高小畢業後，因家貧無法升學，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當學徒，後當店員。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同年8月任商務印書館發行所罷工委員會（後為職工會）委員長，參加領導商務印書館大罷工，並取得勝利。隨即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作為勞工組織者從事共產黨的活動。歷任中共青浦縣委書記、淞浦特委組織部部長，中共江蘇省委滬寧巡視員、江蘇省委常委兼農委書記，中共上海閘北、法南區委書記和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省委書記等職。1930年和1931年先後在中共六屆三中、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1931年5月擔任保衛中共中央機關安全的中央特科書記；9月任臨時中央領導成員。1932年擔任臨時中央常委、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1933年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1934年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並任白區工作部部長。隨後參加長征,在擔負全軍後衛任務的紅五軍團任中央代表,後任軍委縱隊政委。1935年1月在貴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抗日戰爭會後撰寫了《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同年6月奉命從四川省天全縣靈關殿秘密離開長征隊伍，經成都、重慶，隻身到達上海，從事恢復共產黨的秘密工作，隨後又由上海抵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報告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撰寫了最早宣傳紅軍長征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並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1937年4月回到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5月赴新疆、甘肅交界的星星峽地區，援助接應紅軍西路軍餘部400多人進入迪化。11月回到延安後，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對黨的建設和黨的幹部工作有重要建樹。在延安整風期間，他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教訓，提出領導者指導工作應該採取“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科學態度，並把它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1944年3月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中共中央所在的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工作，有效地執行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1945年6月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8月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解放戰爭抗日戰爭勝利後，參加領導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東北解放戰爭。轉戰北滿和南滿，歷任中共中央北滿分局書記兼北滿軍區政委、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兼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中共中央南滿分局書記兼遼東軍區政委、東北軍區副政委、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瀋陽特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等職，為東北全境的解放和東北經濟的恢復做出了突出貢獻。1948年8月在哈爾濱舉行的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上作了《當前中國職工運動的總任務》的報告，10月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新中國初期陳雲同志同毛澤東、劉少奇同志交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持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在統一全國財政經濟，穩定金融物價，結束國民黨政權留下的長達10多年的惡性通貨膨脹，調整工商業，恢復國民經濟，保障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對糧食、棉花等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等重大決策和活動中，在有步驟地開展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特別是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在制定和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畫、奠定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的開創性工作中，他從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一系列謹慎而又現實的方針政策和措施，做出了被公認為卓越的貢獻。他堅決反對高崗、饒漱石在1953年進行的陰謀分裂黨的活動。1954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先後兼任過商業部部長、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作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新問題》的發言。根據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實際情況，提出了突破蘇聯經濟模式的新的經濟體制構想，即：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補充；在生產領域，計畫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進行的自由生產是補充；在流通領域，國家掌握的市場是主體，自由市場是補充。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員會副主席。1957年1月擔任中共中央經濟工作5人小組組長。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他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反對不顧現實條件的急於求成的錯誤傾向；主張建設規模一定要和國力相適應，要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礎上擴大建設規模；主張國民經濟計畫必須堅持綜合平衡，實行按比例地發展。50年代末60年代初，當國民經濟遭到嚴重困難時，他受毛澤東委託調整關係經濟全局的過高的鋼鐵生產指標，並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一道，果斷地採取了動員城鎮2000萬人下鄉、通過幾種高價商品回籠貨幣等一系列正確的措施，恢復了國民經濟。為了解決農業發展中所遇到的困難，他到上海青浦等地調查，建議對農村實行包產到戶政策，代表了中國農業改革的先驅思想。他的這一主張和其他切合實際的經濟主張，曾被人認為“右傾”，而受到毛澤東的冷遇。文革期間“文化大革命”中，他在黨內只保留了中央委員的名義，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的一個化工石油機械廠“蹲點”。1972年4月回到北京，按照周恩來的意見，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研究國際經濟形勢和發展對外貿易問題。他提出要很好地研究當代資本主義，以便在世界市場中占有中國應有的地位。1975年被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76年參加粉碎“四人幫”的決策過程，曾對葉劍英講：這場鬥爭不可避免。改革開放後粉碎“四人幫”以後，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提出應該讓鄧小平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又率先提出平反冤假錯案。在接著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並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作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黨和國家的主要決策人之一，與中央領導集體的其他同志一道，為帶領全党進行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為制定和執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正確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現實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成功地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大力支持鄧小平提出的實事求是地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主張。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意義的思想和重大決策。例如，對比例嚴重失調的國民經濟實行全面調整；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即計畫經濟和市場調節；改革的步子要穩，要“摸著石頭過河”，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強調無農不穩，無糧則亂；指出經濟形勢的不穩定可以引起政冶形勢的不穩定，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大量提拔培養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幹部是當務之急，等等。他還為按照“一國兩制”構想，實現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實現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傾注了大量心血。中共十三大以後，他退出中央領導工作，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向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順利過渡、保證黨和國家穩定的重大決策中，他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共十四大以後，他過著離休生活。1995年4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陳雲文選》（3卷）。
革命貢獻陳雲同志出生在江蘇省青浦縣練塘鎮的一個貧苦農家。那時，中華民族災難深重，外有帝國陳雲同志在延安主義侵略，內有封建專制壓迫，中國人民和許多志士仁人正在苦苦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陳雲同志自幼生活在社會底層，飽嘗艱辛。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喚醒了還在國小讀書的少年陳雲樸素的愛國情感。1925年，陳雲同志在上海參加了五卅運動和工人罷工運動。在革命鬥爭的洗禮中，他認識到，必須要改造社會，才能解放人類。這一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他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的生涯，把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作為終生不渝的奮鬥目標。從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陳雲同志先後擔任黨和軍隊的許多重要領導職務，無論是領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還是參加舉世聞名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無論是參加組織如火如荼的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的鬥爭還是參加領導推翻蔣介石反動統治的解放戰爭，無論是領導黨的組織工作還是主持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的財政經濟工作，無論是參加領導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還是主持東北經濟的恢復和重建工作，陳雲同志始終不畏艱險，勇挑重擔，精心謀劃，勤奮工作，以高超的智慧和卓著的工作，為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戰略決策的實施，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誕生，建立了赫赫功勳。 新中國成立後，陳雲同志擔任過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等職務，成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長期主持全國財政經濟工作，創造性地貫徹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提出了許多正確的指導思想、工作方針和重大措施，為新中國成立初期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安定人民生活，為實行對糧食、棉花等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為有步驟地開展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為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和奠基，作出了突出貢獻。陳雲同志在領導全國財政經濟工作中表現出來的卓越才能，為毛澤東同志所讚揚，為全黨所欽佩。“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鬥爭，並積極參與我們黨粉碎“四人幫”的決策過程和鬥爭。在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同志同葉劍英同志、李先念同志等一起，積極支持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這次全會確立了鄧小平同志在全黨的核心領導地位，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決定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政策，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陳雲同志在會上重新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並被選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黨的十三大以後，陳雲同志擔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雲同志作為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同中央領導集體的其他同志一道，帶領全黨同志進行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科學評價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制定和執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黨的基本路線，正確解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現實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推進新時期黨的建設，推動幹部隊伍新老合作和交替特別是抓緊培養選拔大批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幹部，保持黨和國家穩定，成功開創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在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蓬勃發展的偉大進程中，陳雲同志作出了重大貢獻。經濟工作陳雲同志是我們黨傑出的經濟工作領導人。他長期領導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成功實踐和取得的顯著成就，給人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在經濟建設的一些重大問題上，特別是在困難關頭，人們總是希望聽到陳雲同志的意見，他也總是能夠不負眾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時拿出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新中國成立初期，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陳雲同志具體部署和精心組織，全黨全國共同努力，只用不到一年時間，我們黨和政府就迅速實現了全國財政經濟統一，穩定了金融物價，扭轉了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經濟凋敝、物價飛漲、財經混亂的艱難局面。為推進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陳雲同志深入調查研究，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積極借鑑國外有益經驗，成功主持了第一個五年計畫的編制和執行，為我們黨推進工業化積累了寶貴經驗。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陳雲同志作為這項工作的具體負責人，發揮了重要作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陳雲同志對如何使剛剛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更好地適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促進生產力發展，進行了積極探索。他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主張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補充；在生產計畫方面，計畫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畫許可範圍內進行的自由生產是補充；在流通領域，國家市場是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的主體，一定範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是補充。這是結合我國實際、突破蘇聯經濟模式的一種新構想，在當時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他較早地發現“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帶來的問題，並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採取力所能及的措施，力求把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上個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國國民經濟遭受嚴重困難。在毛澤東同志支持下，陳雲同志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一起，部署和領導對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措施，推動國民經濟順利恢復並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後，陳雲同志曾主持國民經濟調整工作。他系統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明確指出以往經濟建設方面錯誤的主要來源是“左”的指導思想。他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只有有計畫按比例還不行，還必須有市場調節。他的這個重要認識，對我們突破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體制的束縛，曾經產生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這次調整，使“文化大革命”給國民經濟造成的嚴重困難狀況得到明顯改善，為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創造了必要條件。陳雲同志積極支持和推動鄧小平同志倡導的改革開放，並以自己長期領導經濟工作的豐富經驗，提出了許多影響深遠的重要思想。陳雲同志一貫主張，關係全國人民經濟生活的事是第一位的大事，建設規模必須同國力相適應，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必須兼顧、必須平衡，經濟建設必須做到綜合平衡，要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和進行必要的國家干預，正確處理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保證國民經濟按比例地健康發展。他還強調，搞經濟建設的最後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要牢記“無農不穩”、“無糧則亂”的歷史經驗，等等。這些重要思想，對我們更好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陳雲同志經常從人民利益的角度審視自己的工作，他說，我是管吃飯穿衣的，“如果我們不能解決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便站不穩”。這些樸實的語言，表達了他對黨的經濟工作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本質的深刻認識。陳雲同志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深入探索和準確把握，為我們黨領導經濟工作和經濟建設積累了十分寶貴的經驗。黨和人民事業黨的十四大以後，陳雲同志從領導崗位上完全退下來，但他依然高度關注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始終不渝地支持黨中央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陳雲與夫人于若木共有5名子女大女兒陳偉力兒子陳元女兒陳偉華女兒陳偉蘭小兒子陳方陳雲孫女，陳元女兒陳曉丹陳雲孫子，陳元兒子陳小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