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瑋（1903-1928），原名寶興，化名秦明、謝公弢、胡公達，江蘇省海門市磨框鎮人（現瑞祥鄉），1903年10月生於一個農民家庭。父親徐錫齡設塾教讀，農忙時率孩子們下地幹些農活；母親陳允煌粗通文墨，常給子女們講民族英雄的故事。良好的親職教育，培養了徐瑋熱愛祖國、同情勞苦民眾的思想感情。1914年，徐瑋投考海門縣立高等國小時，在命題《自治》的作文試卷上寫道：我不但要治好自己，還要使天下人均能自治。小小的年紀，就有了關心天下事的抱負。1916年秋，徐瑋升入私立海門中學。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徐瑋和同學們走出校門，宣傳抵制日貨，要求取消二十一條。校長為了平息學潮，想借重成績優秀的徐瑋在同學中的威信，要他在全體學生大會上，勸說大家安心讀書。學校當局意料不到，徐瑋利用學校提供的講壇，大講學生運動的意見，同時還揭露了校長經商斂錢的劣跡。結果徐瑋被誣為鼓動學潮而被學校開除。1920年徐瑋考取蘇州東吳大學預科。在這座教會學校里，他熱情宣傳新思想，傳播無神論，並在神學課上與教師激烈爭辯，結果又被開除。1922年徐瑋進入上海南方大學讀書。他一邊求學，一邊從事革命活動。在這期間，他協助負責滬西工人和學生運動的青年團第三支部書記稽直，辦了一所工人夜校。在夜校里，他給工人上文化課，宣傳革命道理。由於徐瑋和藹可親，講課深入淺出，引人入勝，工人們對他特別滿意。1923年，徐瑋在上海滬西區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轉入中國共產黨。這一年，他與稽直等又創辦了小沙渡工人補習學校。小沙渡是工業區，有幾家日本人經營的大紗廠，產業工人十分集中。為了擴大宣傳陣地，他們又成立了小沙渡滬西工友俱樂部，徐瑋任幹事。補習學校和俱樂部本著團結互助，增長知識，改良待遇的宗旨，對工人進行宣傳教育。徐瑋等人還動員進步學生去俱樂部教書，在課堂上揭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資本家剝削工人的事實，幫助工人提高階級覺悟；還向工人介紹安源路礦工工人，罷工鬥爭取得勝利的經驗，給工人們很大鼓舞。這個俱樂部後來成為五卅運動的策源地之一。與此同時，徐瑋與南方大學的進步師生一起反對校長江亢虎的國家社會主義。他們以江亢虎曾私謁清廢帝溥儀，面遞奏章為導火線，在校內發起驅江運動。後來，于右任等另建國民大學，徐瑋即轉入國民大學英國文學系學習，直到1926年畢業。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徐瑋積極參加了這一運動。夏天，他以通海派滬同學會的名義，組織了幾個青年回到家鄉，為上海參加五卅運動的工人募捐。他們走村串戶地宣傳，鼓動農民們行動起來聲援上海工人的正義鬥爭。11月，徐瑋任上海滬西區小沙渡共青團部委書記，領導有關工人及國民大學、大夏大學的共青團支部工作。他深入基層了解情況時，常以機器的部件或螺絲釘比擬每個團員或工人，他說：我們能象機器那樣團結成一個整體，就不怕拿摩溫和老闆了。他還介紹紅旗的意義以及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工人階級的地位等。他深得團員和工人們的擁戴，被譽為宣傳鼓動家、上海團組織中的一大金剛。小沙渡團的工作在徐瑋的領導下搞得生氣勃勃，受到共青團江浙區委書記賀昌的表揚。1926年春，徐瑋回鄉為父親治喪期間，還向民眾做宣傳工作，將《資本論》、《嚮導》、《 蘇聯十月》等書刊分送親友。他的母親勸他回鄉教書，享享清福。他意味深長地對母親說：一個人享福與許多人享福哪個福大？鬧革命就是要使天下人都有福可享。為了使天下人都有福可享，他立志要做職業革命家。他曾對一起工作的同志說：中國革命將是長期的，艱巨的，黨、團的事業將要好幾代人才能勝利完成，因此需要有一批一輩子做各種秘密工作的職業革命家。1927年1月，共青團江浙區委員會在上海召開會議，徐瑋當選為區委書記。他主張培養青年工人中的活動分子加入組織，並要求團的工作向農村發展。當時他已在上海近郊的南翔發展了黨團員，建立了農村黨、團支部。2月，為配合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中共中央和江浙區委召開聯席會議，組織了特別委員會，徐瑋擔任特委會所屬的宣傳委員會委員、上海學生運動委員會委員，負責起草了宣傳大綱等檔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後，徐瑋作為共青團的代表出席了上海臨時市民代表大會，當選為執行委員。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成立，徐瑋又被選為委員，分管宣傳工作。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指使全副武裝的青紅幫流氓打手冒充工人，襲擊工人糾察隊，藉口工人內訌，收繳了工人糾察隊的武器，並瘋狂地屠殺工人，糾察隊員死傷300餘人。第二天，上海總工會在閘北青雲路廣場召開民眾大會，控訴反動分子的罪行，號召打倒軍閥，為死難工友復仇，收回工人武裝！徐瑋冒著生命危險協助江浙區委書記徐梅坤主持了這次大會。4月27日，徐瑋出席了在武漢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接著又出席了共青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後留在武漢中央軍事科工作。八月，調往為蔣介石反革命勢力嚴密控制的杭州，擔任共青團浙江省委書記。徐瑋到達杭州後，化名謝公弢，以失業教師的身份從事革命活動。他結合畢業即失業、婚姻不自由、婦女不能獨立等切身問題來啟發青年的覺悟；他在黨、團活動分子會議上，多次作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揭露國民黨的罪惡，擴大黨、團影響。由於徐瑋等的努力，杭州的革命鬥爭活躍起來，工人們紛紛起來罷工，要求改善生活，學生們相繼罷課，上街遊行示威，反對腐朽的國民黨黨化教育。國民黨反動派猖狂反樸，到處搜尋逮捕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一時烏雲密布。為了打擊敵人的恐怖政策，及時給青年們指出前進的方向和道路，徐瑋以柿州學生聯合會的名義，寫了《告青年學生書》的小冊子，印成後廣為散發，一時轟動了杭州城，國民黨浙江省當局甚為震驚。1927年11月初，省委軍委地下機關突然被搜查，團省委機關也遭到破壞，徐瑋和團省委秘書長曹仲蘭等同時被捕。他們先被關在杭州市柴木巷看守所，不久轉押到浙江陸軍監獄。被捕後，徐瑋即化名胡公達，國民黨反動派起初把他當作一般政治犯看待。1928年初，由於叛徒出賣，徐瑋被傳審。特別法庭庭長錢西樵對他說：你不叫胡公達，你是大名鼎鼎的徐瑋，你的情況我們都清楚，用不著隱瞞了，你不要再跟共產黨了。徐瑋從容地回答：好罷，那我問你三個問題，你的答覆如果使我滿意，就不當共產黨。三個內容都涉及國民黨為什麼背叛革命的問題，問得錢西樵瞠目結舌，狼狽不堪。徐瑋微笑著說：你既說不出個道理來，我就只好當共產黨當到底了。敵人無可奈何，只得把徐瑋送回監房。徐瑋在身份暴露以後，就決心在生命最後的時間裡，盡力為黨做工作。趁看守不在時，他對著牢門的小視窗，向難友們宣傳黨的八七會議精神。他還利用放風的機會進行串聯，布置獄內的地下工作，組織要求改善獄中生活條件的鬥爭，他要求難友們把監獄當作學校，趁此機會多讀些馬列著作。他還用已公開的共產黨員身份向難友 們演講，痛斥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國民黨反動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表明自己為人民的徹底解放視死如歸的決心。1928年5月3日下午3時，看守突然來喊他，徐瑋心裡明白了，昂然衝著那個看守喝問：今天殺幾個人？看守從未見過死囚在這種場合會這樣問話，驚得不知所措，手一抖，把鑰匙和名單全掉落在地上。徐瑋鎮靜自若，拾起鑰匙、名單。為同監的難友曹仲蘭、陳英盛、陳存世打開了牢門。他們四人一起挺胸闊步地走向國民黨反動派的屠場……。
徐瑋，原名徐寶興，化名胡公達、謝公韜，1903年出生於江蘇省海門縣。他的家庭是一個舊式耕讀人家，父親徐錫齡設私塾（後名私立廣育國小），以教書為業，業餘下田耕作。徐瑋小時候就在此讀書。1914年，徐瑋升入海門縣立高小，在升學考文中寫道：我不但要能自治，還要使天下人都能自治。1919年，徐瑋升入了海門中學。在校期間，徐瑋為人正直，能文善道，在學生中威信很高，校方想藉助他向學生作些解釋。不料，徐瑋在一次演講中竟揭露校長辦學似奸商，結果被藉故開除。於是，徐瑋轉學東吳大學附屬中學，後直升大學本科。徐瑋上大學全靠父兄向親友借錢支持，所以他學習十分勤奮。東吳大學是英國基督教會辦的私立大學，宗教氣氛濃重，無言論自由。徐瑋受新思潮激勵，有意識地宣傳新思想，因此引起了校方注意，被視為“危險分子”。一次在宗教課上，他堅持無神論與任課老師辯論。老師理屈詞窮，惱羞成怒，報告訓育主任，說他謾罵師長，污辱宗教，遂將他開除。1922年，徐瑋轉到上海南方大學求學。1924年，南方大學校長江亢虎向廢帝宣統私下跪呈奏摺的醜事被揭露後，徐瑋同進步師生一起掀起驅江運動，鏇即從南方大學分裂出來，另立國民大學。徐瑋即在該校繼續學習，讀的是英國文學系。在校期間，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擔任團支部書記。在團中央的直接領導下，他組織了小沙渡工人俱樂部，組織工人去夜校學習，幫助他們提高政治覺悟，在工人中的威信很高。五卅運動期間，他同一些同學到海門，代表上海市學生會，向當地民眾宣講上海日商紗廠和巡捕房槍殺工人顧正紅的慘案經過，進行募捐活動，支援上海罷工工人。1926年，徐瑋大學畢業後，便擔任了上海市小沙渡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部（區）委書記。小沙渡是日本紗廠雲集的地方，工人眾多，當時五卅運動的顧正紅烈士就在這裡壯烈犧牲。徐瑋在黨的領導下，帶領其他革命知識青年，組織工人進行革命鬥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勝利。徐瑋很重視青年工作，注重發揮共青團的作用，教育團員和青年懂得革命道理。他經常對團員們說：“我們都是一部機器上的螺絲釘，我們要發揮一個螺絲釘的作用。”小沙渡共青團組織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組織也不斷發展壯大，從原來的100多人，迅速發展到300多人，成為上海工人運動中一支強大的骨幹力量。由於徐瑋的工作卓有成效，1927年2月，共青團在上海召開江浙區代表會議上，他被選為江浙區委書記。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發動了武裝暴動，並成立了上海革命政府，徐瑋作為革命青年的代表，被推選為政府委員。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大屠殺，徐瑋離開了上海到達武漢，參加了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和共青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團中央委員。杭州市團委在四一二事變後遭到破壞，團中央派徐瑋來到浙江擔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共青團浙江省委書記，組織領導工農運動。1927年11月6日，一群年輕人正在杭州市撫寧巷9號共青團省委機關為慶祝蘇聯十月革命節，油印一批傳單，十幾個荷槍實彈的國民黨士兵踹開房門沖了進來。沒等其他人反應，擔任共青團浙江省委常委兼秘書長的曹仲蘭已經擦著手上的油墨迎上前：“有什麼事嗎？”“什麼事？誰是這裡的負責人？”“我”。曹仲蘭點著頭，指了指房間裡的其他三個人。“他們是我雇來搞抄寫油印的勤雜工。”“一塊走！”士兵們帶走了曹仲蘭、李信、鄭子明，還有一個自稱胡公達的人。曹仲蘭這四人的案子送到浙江特別刑事法庭之後，庭長錢西樵一直疑團滿腹，尤其是那個自稱胡公達的人，他總覺得是個解不開的謎。 根據胡公達自己的供詞，他是浙江嘉善人，剛由家鄉出來到杭州找工作，在一家麵店吃麵的時候，湊巧碰到曹仲如果說這個“湊巧”已經使錢西樵難以接受，那么胡公達自稱的初小文化就更使錢西樵疑竇叢生。雖然胡公達的入獄登記表填寫得歪歪扭扭，但錢西樵總覺得這歪歪扭扭的字是故意寫的。錢西樵提審了曹仲蘭，說他不相信曹仲蘭是共產黨浙江省委機關負責人，真正的負責人是其他三個人中的一個。只要曹仲蘭說出那人的姓名，可望立即獲得釋放。錢西樵又明確無誤的告訴曹仲蘭：中共浙江省委負責人，死刑無疑。而曹仲蘭淡然一笑：“我當然想活，可是我沒有辦法，因為我的確是負責人。”對於徐瑋來說，被捕後的這幾個月，日子不好過。1927年11月6日被捕的時候，他沒想到曹仲蘭那么快就挺身而出，說自己是共產黨省委負責人，更沒想到曹仲蘭會把他說成是臨時僱傭來的勤雜工。開始的時候，徐瑋心裡很不是滋味。省委負責人明明是自己。怎么能讓曹仲蘭冒名頂替去冒險呢？但是他又不能反駁。曹仲蘭之所以要用自己的生命保護他，顯然是曹仲蘭認為他的生要比自己的生還更有意義。既然曹仲蘭已經做出了抉擇，他沒有理由再去干擾曹仲蘭的計畫。然而，曹仲蘭給他規定的身份是勤雜工，要扮演這個角色並不是那么容易的。他雖然調到浙江工作的時間不長，但他是省委負責人，認識的人不少，但既為勤雜工，他就必須裝作不認識這些人。為此，入獄之後，徐瑋一直竭力避免與外界接觸，一天到晚蹲在監獄的角落裡不聲不響。遇有放風，他也踽踽獨行，帽沿壓得老低，放風中若遇到過往熟悉的同志，他總設法躲避，實在躲避不了，也只是點頭打個招呼而已。他還必須注意適應自己的“初小文化程度”。這是一種最痛苦的適應。同牢的同志可以堂而皇之地學經濟讀外文，而他不能，他只能看《水滸》、《西遊記》。當他看到別的同志讀英語，他實在熬不住，也只好在沒人注意的情況下，偷偷摸摸地讀上一會兒。他知道他必須努力隱藏自己。有一次監獄當局給全體犯人拍單身正面照，這是敵人為擴大偵察線索而採取的一個步驟，他就消極抵制。當攝影師按動快門時他猛地低下頭。連續兩次，氣得攝影師大罵一通“傻瓜”。他必須記住自己是雇來的勤雜工，只有始終堅持“扮演”好這個角色，才有生還的可能。1927年11月20日，在給大哥徐寶康的信中，他也如是自稱。大哥是個國小教師，心有靈犀一點通，收信後也立即化名胡公堂覆信徐瑋，表示已明白了他的處境。就這樣過了三個月，既忐忑不安，又充滿希望。他知道錢西樵並不相信他的供詞，但也看出錢西樵還沒有抓到他的把柄。然而沒有維繫太久，他便被押進了錢西樵的審判庭。這時，他還不知道叛徒已把他給出賣了。（早上好，胡先生！）錢西樵突然蹦出一句英語。徐瑋心裡一愣，但是他很快鎮定住了自己，顯然，錢西樵又在進行一輪新的試探。他不理他，抿著嘴唇不吭聲。（你不回答，不太禮貌吧？徐瑋先生，謝公韜先生！）徐瑋吃了一驚，原來錢西樵已經完全掌握了他的真實身份！便也用英語說：“既然你們已經知道我的情況，一切悉聽尊便，還有什麼好囉嗦的呢？”“不，不，正因為我們已經掌握了你的身份，我們更應該好好地談一談！”錢西樵的態度顯得非常誠懇。他告訴徐瑋，他是一個非常愛才的人，像徐瑋這樣有才華的青年，他決不允許隨意將之摧殘。雖然徐瑋是大名鼎鼎受通緝的上海市政府委員，只要發表一個退出共產黨的聲明，他一定會以身家性命絕對保證他的生命安全。徐瑋眯縫著眼，等錢西樵的滔滔不絕告一段落，他才鄭重地告訴錢西樵：如果能回答他的三個問題，他就退出共產黨。他提出了三個問題，都涉及到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錢西樵一個也回答不了。“對不起，既然你回答不出，我當然也不退出共產黨！”經過那次攤牌之後，徐瑋知道自己的生命將走到盡頭。他寫下了這樣一首詩：前人去後後人到，生死尋常何足道。但願此生有意義，那管死得遲和早。生死何計遲與早，灰色馬在門外叫。出門橫跨馬歸去，啼聲響處人已遙。他喜歡讀庫普林的小說《灰色馬》。庫普林是俄國無政府主義者，他運用新約全書上的典故，把灰色馬比喻為死神，認為人類的死亡無非是從一個場景轉換到另一個場景而已。徐瑋很欣賞庫普林對於死亡的瀟灑氣質，借《灰色馬》的格式寫下了這首詩。從此，徐瑋天天向難友們講述革命道理。他利用放風機會，同個別同志談話，布置獄中的地下工作。他要求黨、團員要把監獄當黨校，趁機會多讀點書，如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等。陸軍監獄的政治犯大多數還不知道黨的八七會議，不知道“土地革命”。徐瑋每天為難友們介紹會議精神，批判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宣傳黨的土地革命綱領。他利用放風機會，進行廣泛宣傳。1928年4月，徐瑋分別給母親、給兄弟、給朋友寫了信。他得趕在劊子手動手之前把後事料理妥當。在給朋友周贊明的遺書中這樣寫道：“贊明：操刀必割，來日無多，趁此時機，略留數話。相知一生，一朝永訣，未免黯然。但我並不覺得死有何痛苦，前我而去者已去，後我而來者會來。生活於此時代，便負有此時代的使命，人生之價值即以其人對於當時代所做的工作為尺度。生命時值之修短是不成問題的，用不著留戀與悲傷。不過像我這樣糊塗地隨便地無大貢獻於此歷史階段而就此消逝，我卻有些不甘心了。然同時我這段未完的工程自有別人來完成，不過多用一些氣力，多花一些時間罷了。太陽不久出來，黑暗終得消滅，那么早死算得什麼！”1928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外號叫“李判官”的看守拿著一串鑰匙來叫徐瑋等4人“提審”。在他把徐瑋拉出牢門以後，徐瑋高聲責問道：“今天槍斃幾個？”“李判官”大吃一驚，嚇得把鑰匙、名單掉在地上，連話都說不出來。徐瑋和另外三個同志昂首闊步走出鐵門，回頭向難友們高叫：“同志們，今天要同你們分別了，你們繼續努力吧！共產黨萬歲！”國民黨反動派知道徐瑋是個硬漢，所以糾集省黨部和偽省政府的人員一百多人前來參觀。徐瑋等4人一路高呼“共產黨萬歲”。法官不敢驗明正身，叫十幾個看守緊緊抓住4位革命者的雙手，直赴刑場。陸軍監獄裡的300多名政治犯聽到4位烈士高呼口號，十分感動，齊聲高唱國際歌來答覆四烈士。行刑時，每一聲槍響，活著的難友們就高呼一聲“共產黨萬歲！”直到第四聲槍響。國民黨“參觀”的人都嚇得目瞪口呆，灰溜溜地回去。他們這才相信：“世上真有這樣一批不怕死的人”。“太陽不久出來，黑暗終得消滅，那么早死算得什麼”。這齣自英雄肺腑的語言，是徐瑋的無產階級革命生死觀和革命的高尚情操的真實反映，也是徐瑋對革命的必勝信念和光明未來的嚮往。
我並不覺得死有何痛苦，前我而去者已去，後我而來者會來。生活於此時代，便負有此時代的使命，人生之價值即以其人對於當代所做的工作為尺度，生命時值之修短是不成問題的，用不著留戀和悲傷。這是徐瑋烈士給他的好友周贊明的遺書中的一段話。這樸實的語言，表明了一位忠誠的共產主義者的革命人生觀。 window.rsInsertData = window || ; var rsdataList = {"foot":,"top":}; if (rsdataList.top || rsdataList.foot) { rsInsertData.pu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