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任太行軍區直屬游擊大隊政委。1940年6月任八路軍第129師新編11旅32團政委。1941年11月任太行軍區第4軍分區政治部副主任。1943年1月任129師386旅13團政委。1944年1月任太行軍區第6軍分區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太行軍區第6軍分區臨時大隊政委。11月任晉冀魯豫軍區第6縱隊18旅政委。1947年12月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6縱隊政治部副主任。1948年5月任中原野戰軍第6縱隊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1949年2月任2野第12軍副政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陸軍第12軍副政委兼重慶警備司令部第1副政委、重慶市總工會主席。1951年3月任志願軍第12軍副政委、政委。1954年5月任陸軍兵團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1956年8月任瀋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第2主任。1958年4月兼軍區黨委常委。1964年3月兼軍區監委書記。1964年8月任瀋陽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黨委常委兼軍區監委書記。1965年5月－1966年12月任瀋陽軍區副政委、黨委常委兼軍區監委書記。1966年9月任公安部常務副部長。1970年6月－1973年10月任公安部革委會主任、黨的核心小組組長。“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兼管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3辦公室。1955年9月被援予少將軍銜。中共9、10屆中央委員。1973年10月在北京自殺身亡。
李震1938年參加革命，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是抗日戰爭初期參加工作而被授予少將軍銜的10人之一。1966年9月3日，李震由瀋陽軍區副政委的任上調公安部任常務副部長，實際主持公安部的日常工作，當時謝富治兼任部長。1970年謝富治得癌症治療，李震即任公安部核心小組組長、部革命委員會主任(對外稱部長)。1973年10月21日夜，李震吊死在公安部機關大院地下熱力管道溝內。在當時條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時難以查清，北京形勢緊張。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會議分析案情後，認為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沒有自殺因素，因此判斷“他殺”的可能性大，委託華國鋒負責破案工作，紀登奎、吳德協助，同時在公安部內進行動員整頓工作。11月11日，正在中央舉辦的“讀書班”學習的祝家耀(十屆中央委員)、楊貴(十屆中央候補委員)被派到公安部工作，任公安部核心小組成員，也參與破案工作。1974年1月，經偵查人員大量調查研究，解剖屍體化驗，現場痕跡檢驗，以及各種方式的模擬試驗，完全證明李震是自殺而死。李震為什麼自殺？眾說紛紜，至今各種說法都有。李震的女兒李豆豆，前幾年找了公安部的許多老人，想了解李震之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因為什麼自殺的。她也找到了劉復之，劉復之讓她去找華國鋒和汪東興了解情況，他們當年負責這個案子，當時最知情，後來也不知道是什麼結果。劉復之在接受我們採訪時，也談到李震自殺的原因。他首先否定了一種當時非常流行的看法——李震自殺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期間公安部“算舊賬”與反“算舊賬”的矛盾始終無法解決。公安部“算舊賬”與反“算舊賬”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這得從九一三事件後批林整風運動說起。九一三事件後，公安部在揭批林彪反黨集團的陰謀罪行的同時，多次召開核心小組會議和核心小組擴大會議，聽取幹部民眾對這幾年工作的意見。在核心小組會上，公安部核心小組副組長、革委會副主任於桑首先表示對“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方法有意見，說：“我今天有意見，以後還是有意見的。”在公安部全體職工大會上，於桑又說：“鐘不敲不響，話不說不明。”動員大家把意見說出來。經過發揚民主，民眾提出的意見主要有：“砸爛公檢法”，下放五七戰校(當年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標新立異的做法，全國都叫五七幹校，唯獨公安部叫五七戰校)，黨的優良傳統被破壞，社會治安方面發案率高，破案率低等。另外，對於“偽黨”一案造成的惡劣影響，向李震、曾威(公安部核心小組副組長、革委會副主任)提了許多意見。為此，李震對過去的工作做了檢討，並把檢討和部里“批林整風”情況寫成簡報，上報國務院。紀登奎看了簡報後，把李震找去。李震回來在核心小組中傳達了紀登奎的批評：“別的簡報我不看，你公安部長檢討的簡報我不能不看。你們公安部發生了‘算舊賬’的苗頭，帶了一個不好的頭……對各省、市公安廳、局會有影響的。”實際上，在當時的情況下，任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提法都是不能允許的。這樣，公安部從核心小組到廣大幹部職工中產生了“算舊賬”和反“算舊賬”兩種意見，實際上是怎樣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分歧和爭論。一部分人認為“算舊賬”是於桑、劉復之帶頭引起的，批評他們有“傲氣”、“怨氣”、“不服氣”三氣，而另一部分幹部則不同意紀登奎的批評。關於“算舊賬”問題的爭論，在很長一段時期成了公安部核心小組中矛盾的焦點，無論中央領導怎樣批評，也無法使問題得到真正解決。遵照周總理指示，應該統一思想，統一思想後寫報告報國務院。但報告拖了很長時間定不了稿，最終流產。劉復之說，李震比我和於桑都大一歲，社會經驗很豐富。李震自殺，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誰也沒有想到。這也與“文化大革命”“算舊賬”聯繫不上。從中央來看，公安部的爭論是個問題，但不會促成李震自殺。“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家都“左”，這種爭論怎么會造成這樣嚴重的後果呢？李震是1973年10月21日晚上午夜自殺的，我知道這事是22日。而“算舊賬”的爭論發生在1972年11月，中間隔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因此爭論不會促使李震自殺。劉復之接著說，“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衝擊，直到1971年才從黑龍江“解放”回公安部工作，繼續擔任副部長，同李震接觸不少，總感覺到李震精神很緊張。這和他最終自殺可能有關係。劉復之就此回憶了兩件事。一件事，葉劍英有一次請一位高級民主人士吃飯，看電影。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負責人劉傳新派人盯梢，後來這件事不知怎么傳了出去。葉帥辦公室往公安部打電話來問，說葉帥請的客人有什麼問題嗎？把李震弄得很緊張，讓劉復之打電話查問一下，一問是北京市公安局搞錯了，是個誤會。李震帶上劉復之上葉帥家去道歉，去了葉帥家也就待了20多分鐘，葉帥哈哈一笑，說是個誤會，不必介意了。當時規定，坐吉姆車以上的人不能盯梢，“文化大革命”亂了，這規矩也被破壞了。事情過去也就算了，葉帥也沒在意，陰差陽錯下面乾的，但李震依然很緊張。回來的路上，李震對劉復之說，唉呀，要掉腦袋。劉復之說，不至於吧，沒有那么嚴重。另一件事，有一次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每人桌上放了一張紙、一支筆。李震當時不知在想些什麼，信手在白紙上亂塗亂畫。服務人員看到後感到很奇怪，問是怎么回事，又是劉復之給打的圓場，說他神經緊張，沒什麼事。
李震出事以後，公安部立即上報了中央。但在當時條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時又難以查清，北京氣氛緊張。經毛澤東批准，中央決定採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範。1973年10月22日當晚，於桑從國務院回來召集核心小組開會，傳達了中央的指示“李震絕大可能是被害”，於桑、吳忠(北京衛戍區司令)、楊俊生(北京衛戍區政委)、楊德中(八三四一部隊政委、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劉傳新等組成破案組，從外地調來幾名法醫，著手破案。23日晚7時左右，周總理把公安部核心小組全體成員找到國務院會議室，要他們談各自的看法。在這次會上，周總理指定破案組由華國鋒領導，張其瑞(公安部核心小組成員)參加破案組，同時增加了郭玉峰(中組部部長)、田維新(總政治部副主任)；指示公安部核心小組要同心協力配合破案組工作，主要是部內發動民眾提供線索。在破李震自殺案的過程中，公安系統有一場鬥爭，有些人認為以於桑、劉復之為首的人要搞復辟，算“文化大革命”的舊賬，把李震殺掉，是要奪權。因此，凡是肯定十七年公安工作成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反對“公安六條”的，都被列為審查對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審查。於是，很快發生了於桑、劉復之被保護審查的事情。26日下午，郭玉峰、田維新通知，中央在人民大會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組全體成員開會。郭玉峰、田維新同公安部核心小組成員一起前往人民大會堂。進了人民大會堂前廳大門，於桑走在前面。突然，守候在這裡的八三四一部隊的戰士上前一左一右把於桑架走了，隨後劉復之也被架走了。劉復之在接受我們採訪時，詳細回憶了上述這段親身經歷。我經歷過很多事情，經歷過多次黨內鬥爭，但要抓自己還是沒有想到。李震死後，中央指定施義之負責公安部工作。22日我在公安部禮堂東邊的小會議室去看了，李震遺體擺在那裡。有人當時就說是自殺，有人背後說自殺。搞公安的都有經驗，上吊自殺的症狀很明顯，舌頭伸出來了，繩子勒脖子的痕跡中間深，往兩邊逐漸淺下去。我當時的心情很驚訝，也很沉重，根本沒有高興得怎么樣。我與李震關係還是不錯的，1971年從五七戰校回部里與李震共事好幾年。李震對我還是很客氣、很尊重，讓我分管業務，於桑分管警衛和外事，工作上的矛盾不會促使他自殺。當時中央通知10月26日開會，大家都等著。等到26日晚快12點時通知去開會，從人民大會堂的北大門進去的。進了之後被引導往西拐，而以往他們常往東拐在福建廳開會，我當時心裡感到很奇怪。於桑在前，曾威跟著他。施義之跟著我，後面還有沒有人我已經記不清了。走了沒多遠，大帷幕後走出兩個身材高大的八三四一部隊的戰士，一左一右把於桑架走了。於桑披了一件軍大衣，回頭看了我一眼，連軍大衣都掉下來了。因為離得很近，我還沒緩過神來，自己也被架走了。我雖然沒想到自己會被抓，但還是有一點精神準備的。對我宣布：“中央決定對你保護審查。”我說“好”。隨後兩個高大的軍人架著我乘小電梯下樓，從西北門走了，到了交通幹校。關我的房子我推斷關過王恩茂，因為牆上還寫著“打倒王恩茂”。屋裡被子上還插著一根長長的針。我的手錶也還沒有沒收，由此可以看出當時很倉促，房子沒有清理好。當時的情況是林彪事件後，“解放”了大批老幹部，很多老幹部都放出來了，院子裡基本都沒人了。第二天早晨也沒有人做飯，我吃的是紅薯，因為做飯的人也走了。我在那兒關了16個月。我恢復工作後還念舊，又去關過的地方看了，第一次看還在，以後又去一次時，那地方已被拆掉了。我出來後給周總理寫了兩封申訴信，施義之等人認為是刁難當時的公安部領導。我說，其實不是，我是按正常的渠道寫的信。可是不久又趕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事情又擱置了。10月27日公安部召開動員大會，施義之作了動員講話，第一句話就是：“李部長被害了。”他傳達了中央指示，關起門來整頓，停止對外工作聯繫，大家以黨性原則揭發可疑點，追查到底。動員會後，公安部以自報公查的方式查了每個人21日晚的行動，牽扯了很多人。兩個多月的清查，使許多幹部被牽連，受到了傷害。1974年1月中旬，破案組確定李震是自殺以後，華國鋒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組成員到北京衛戍區開會。華國鋒說：經調查，李震的死與於桑無關，解除對於桑的審查，劉復之不能放，繼續審查。到了1974年底，在一次破案組會上，吳忠提出應解除對劉復之的審查，隔離久了對他的身體不利。華國鋒表示同意，並具體指示：解除劉復之保護審查後安排回家，不恢復工作。後來，於桑對華國鋒印象一直很好，他在接受我們採訪時說，華國鋒這個人很厚道，堅持實事求是，說“一個副部長怎么會把一個部長給殺了呢？不太可能的事”，讓我很快脫離了干係。至此，這個案子破了，被牽連審查的人絕大部分也被放出來了。但因為種種原因，李震自殺的結論沒有立即公開宣布，甚至有人說什麼“即使不是他殺也是被逼死的”。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1977年3月，經公安部黨組向中央報告，中央批准了破案組關於李震自殺的結論。報告稱：據調查，李震因追隨謝富治積極參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在林彪問題敗露後，畏罪自殺。 window.rsInsertData = window || ; var rsdataList = {"foot":,"top":}; if (rsdataList.top || rsdataList.foot) { rsInsertData.pu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