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異之才科舉考場《管子·小匡》：“農之子常為農，樸野不慝，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尹知章註：“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為士者，即所謂生而知之，不習而成者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吳廷尉 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 漢荀悅《漢紀·武帝紀一》：“其秀才異等，太常以名聞；其下才不事學者，罷之。”舉士名目漢時開始與孝廉並為舉士的科名，東漢時避光武帝劉秀諱改稱“茂才”。唐初曾與明經、進士並設為舉士科目，旋停廢。後，唐宋間凡應舉者皆稱秀才，明清則稱入府州縣學生員為秀才。《後漢書·左雄周舉秀才等傳論》：“ 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 晉葛洪《抱朴子·審舉》：“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學生泛稱元明以來用以稱書生、讀書人的一種稱呼。元·喬吉《新水令·閨麗》曲：“我是箇為客秀才家，你是箇未嫁女嬌娃。”秀才，別稱茂才，原指才之秀者，始見於《管子·小匡》。漢以來 成薦舉人才的科目之一。亦曾作為學校生員的專稱。漢武帝元封四年（前107），下詔求賢，云：“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茂”本作“秀”，東漢人避光武諱，改作“茂”。舉秀才始此。4.明清兩代生員的通稱。5.一些成年人對學習較好學生的稱呼。
歷代含義南北朝最重此科。當時雖出自薦舉，也有策問。《北堂書鈔》引《晉令》，“策秀才，必五策皆通，拜為郎中。”隋、唐科舉制亦有秀才科。唐初，秀才科第最高，從武德到永徽，每年秀才不過一、二人。高宗永徽二年（651），停秀才科。後玄宗、代宗時，幾次恢復，旋即停止，所得之人極少。明太祖時，曾舉秀才數人，如洪武四年（1371）以秀才丁士梅為蘇州知府，十五年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此均系辟舉，不是科舉之士。後乃專用以稱府、州、縣學的生員。秀才原本指稱才能秀異之士。與《禮記》所稱「秀士」相近，是一種泛稱，並不限於飽讀經書。及至漢晉南北朝，秀才變成薦舉人才的科目之一。唐初科舉考試科目繁多，秀才只是其中一科，不久即廢。與此同時，秀才也習慣地成了讀書人的通稱。宋代各府向朝廷貢舉人才應禮部會試，沿用唐代後期之法，先進行選拔考試，其中凡應舉選拔考試，以爭取舉薦的，都稱為秀才。《水滸傳》以王倫為「不第秀才」，有輕蔑的意思，指他覓舉未成，在選拔考試中名落孫山。宋代秀才名銜，無需經過考試取得；但明清時代則不同，秀才得來不易，必須通過幾重考試關隘才可，而且秀才最後也不一定能夠應舉。秀才明清時代，秀才專指府（或直隸州）學、縣學的生員，是讀四書五經而進學者的專稱。要取得這種資格，必須在學道或稱童子試獲得取錄。不論年齡，應童子試的都稱童生。魯迅小說《孔乙己》、《白光》中的主人公孔乙己、陳士成在前清多次童子試均考不上，人已老了，還是童生，或稱老童生。如果縣、府、院三試都錄取了，進入府學、州（直隸州）學或縣學的，稱為進學，通名生員，即秀才的俗名。生員除了經常到學校、學官的監督考核外，還要經過科考選拔（未取者有錄科、錄遺兩次補考機會），方可參加本屆鄉試（各省舉行的考試，取中者為舉人）。秀才童子試關卡重重，有否其他途逕入仕呢？其實，應試者老是不經過童子試、科考的，也能參加鄉試。方法是參加所謂「納粟入監」。這個制度始於明代中葉，一直行至清末。「納粟入監」就是花銀子捐一個監生，取得鄉試入場資格（更多的是，有錢不學的人捐監後並不入場應試）。這個途徑，往往被看輕，但也總有意外：明代羅圭七次應考都不能通過童子試，捐監後卻在鄉試、會試中連獲第一名。鄉試在秋天（中秋前後）舉行，所以稱為秋闈（闈是考場的意思）。次年春季（在陰曆二月或稍後）舉行會試，稱為春闈。會試由禮部主持，又稱禮部試、禮闈。會試之後是殿試。明清時代，正常情況下，這種科舉考試每三年一次；遇有國家慶典，增加恩科。《水滸傳》有白衣秀才王倫。什麼是「白衣秀才」呢？難道他常穿白衣？其實，「白衣秀才」是指「不第秀才」。「不第秀才」之稱，始用於宋代。秀才讀書人被稱為秀才始於明清時代，但“秀才”之名卻源於南北朝時期，這要從科舉制度說起。漢晉以來，朝廷選拔人才實行舉薦制，俗稱“舉孝廉”，至晉末，各路諸侯紛紛入主中原，你爭我奪政權像走馬燈似的變幻莫測，但打天下的軍閥們也知道，若使國家長治久安還得靠專業人才，因此，南北朝時期最重視優秀人才的策舉，《北堂書鈔》引《晉令》：“策秀才，必五策皆通，拜為郎中。”雖然如此，但那個時候的秀才依然像漢代的孝廉一樣是保舉的，極少有通過“策論”的。隋文帝是開闢我國科舉制度的先驅，他認為，舉薦存在弊端，容易埋沒真正的人才，遂廢棄舉薦制，改革科舉制，用考試的辦法選拔優秀人才，因考試極為嚴格，標準較高，隋代考取秀才者總共不過10人，但這充分體現了“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思想，實在是歷史性進步。《北史·杜正玄傳》記載了當時“策論”的難度，主考官拿著杜正玄的《策論》給宰相楊素看，楊素記載科考功名的古籍圖書說：“即使周公、孔子轉世都不能考取秀才，你們怎么能隨便舉薦人？”後經楊素親自考核，乃嘆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唐朝初年，科舉製得以發揚光大，開科取士完全取代了舉薦制，秀才科成為科第最高的等級，從唐太宗武德至貞觀年間30多年裡，每年僅有一、二人得中。看來，考秀才比考公務員都難。《杜氏通典》說：“初秀才科第最高，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此後，秀才科一度廢止。宋代延續隋唐做法，從各地選拔生員參加禮部會試，這些人統稱秀才。明清時代，秀才成為府學、州學、縣學的生員，參加省里舉行的鄉試，過關者參加禮部會試，取會試的前幾名進行殿試，經過層層考試選拔，最終能夠脫穎而出者實在寥寥無幾，走這條仕途之路異常艱難。但是能夠取得秀才資格，不僅可以在仕途上有所進益，在地方上也可獲得尊重，具有一般人所未有的權益，比如：可以免除差徭、見到知縣可以不跪、地方不能隨意對其用刑等等，正因如此，秀才在老百姓與官府秀才之間起著紐帶和橋樑作用。同時，因為秀才“知書識禮”“博學多聞”成為活躍民間的特殊階層。很多秀才一生未能考取功名，只能以開私塾教書或做幕僚等方法為生。這部分人極為廣泛，因為經濟並不富裕，被人們稱為“窮秀才”。“窮秀才”具有普遍性，因此，人們多把讀書人統稱為“秀才”。其實“秀才”原本並非泛指讀書人，《禮記》稱才能秀異之士為“秀士”，這恐怕是“秀才”一詞最早的來源。最早有秀才之稱的，是西漢初期的賈誼。《史記·賈生列傳》記載：“賈生，年十八，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唐代許多詩人吟詠賈生的詩詞曰：最早有秀才之稱的，是西漢初期的賈誼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李白）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李商隱）賈生名跡忽無倫，十月長安看盡春。顧我先鳴還自笑，空沾一第是何人。（趙嘏）前面說過的杜正玄，最終還是以過硬的文筆使宰相嘆服，成為隋朝科舉制的第一位秀才，後來，他的弟弟杜正藏、杜正倫均考取了秀才，成為秀才最多的家庭。《唐書·杜正倫傳》說，隋朝最重視秀才的選拔，在隋朝的10個秀才中，杜正倫一家就有三個而且成績都名列前茅，實是歷史少有。秀才是古代中國對某些士大夫的稱呼。明清時，一般指通過了科舉中院試的生員，屬士大夫中的最基層。察舉制時期秀才一名在隋朝科舉開始以前已有。在漢朝使用察舉制時，由各州推舉的民間人材稱之為「秀才」。東漢時為避漢光武帝劉秀之諱，將秀才改名茂才，或稱茂材。茂才科主要是選拔奇才異能之士，所以通常稱“茂才異等”或“茂才特立之士”。秀才最初為特舉，在西漢後期成了歲舉，舉主為刺史，遂形成州舉秀才、郡舉孝廉的體制。開科取士隋朝開始開科取士，最初亦為取秀才。到了唐朝初年，秀才是常科考試的一種。但後來「秀才科」被廢，秀才一詞一度變成了讀書人的泛稱。到了宋朝時，凡經過各地府試者，無論及第與否，都可以稱為秀才。故此當時有「不第秀才」之稱。明、清時，秀才是經過院試，得到入學資格的「生員」的俗稱。得到秀才資格，是進入士大夫階層的最低門坎。成為秀才即代表有了「功名」在身，在地方上受到一定的尊重，亦有各種特權。例如免除差徭，見知縣時不用下跪、知縣不可隨意對其用刑、遇公事可稟見知縣等等。秀才中部分人是貧窮家庭出身，但是得到秀才功名不一定可以帶來財富。只有生員資格的秀才並沒有俸祿，若果未能通過之後的鄉試中舉，亦不足以為官。很多秀才在功名上未能更進一步，只能回鄉以教書等方法為生。這些在經濟上並不富裕，但在社會上地位稍高於平民的讀書人被稱為「窮秀才」。在明清時期的中國，秀才是地方士紳階層的支柱之一。在地方鄉村中，他們代表了「知書識禮」的讀書人。因為他們在地方官吏前所有的特權，故此經常會作為一般平民與官府之間溝通的渠道。遇上地方上的爭執，或者平民要與官衙打交道，經常都要經過秀才出面。而一般平民家中遇有婚喪事，或過年過節，亦有請村中秀才幫忙寫對聯、寫祭帳等習慣。從秀才談古代的人才選擇秀才，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最初在選拔人才方面對賢者的一種美稱。今天，人們仍常把一些才學之士冠以此號。 最先有秀才之名的，是戰國時期的賈生。《史記·賈生傳》說： “賈生，年十八，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漢高祖統一天下後，實行崇懦的文教政策，視賢者為國器，促進了封建社會教育的形成和發展，為以後人才的選拔紮下了根基．高祖曾拜叔孫通為太常，太常的職責之一是“每選試博士，奏請能否”，還規定有才不薦舉者“免官”。漢文帝曾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武帝劉徹雄才大略，他總結了自春秋戰國以來統治者的經驗，採納了董仲舒的“獨尊儒術”的思想，從而轉向儒學．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開始置辦太學，太學以研究儒家的《詩》，《書》，禮、《春秋》、《易》五經為主，按照儒家思想造就治術人才。他還首創選拔人才，立貢舉的制度，設定了孝廉，秀才的察舉，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並親自策問，從而使人才的選拔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漢代選才，標準大致有三：才學，道德和才幹。秀才偏重於經學，要求秀才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薦舉的人數每年不同。東漢和帝劉肇在位時，“歲以百計”，大郡五、六十萬人小舉二人，有少數民族居住的小郡二十萬人亦可舉二人．薦舉的人才，一般從四個方面取士：一是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是學道修行，經中博士，三是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是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可見要求是相當高的，如胡廣上疏薦徐孺子，說他： “德行純備，著於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下；必能翼宣盛美，增輝日月矣．”太學在漢代是最高學府．太學中的教官稱為博士，博士必須精通一門經學．博士的選擇更嚴更廣， “策試博士，必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西漢時，博士以名流充當，或禮拜和薦舉，但不用考試。東漢則採取了考試的辦法，並且要寫“保舉狀”。開始規定每年—度的“歲試”，考試方法是“設科射策”，類似我們今天的抽箋考試．如蔡茂試博士，對策是“陳災異”，結果，“以高等擢拜議郎”。設科就是設立甲、乙兩科，以勉勤學者， “示人好惡，政弊就善”，區別出學生的程度高低和授官的職位不同。同時，博士還要求具有健康的體魄，富有實踐經驗，年齡在五十歲以上．此外，漢代還有童子郎，賢良文學之士等選拔制度，使有才者脫穎而出．任延年十二歲，就顯名太學，號為“任聖童”，黃香十二歲，習經典，在京師享有“天下無雙，江夏黃童”之美名．劉祜為皇帝期間，曾缺一名尚書，以策試政事，天文，道術三科選才， “翟脯封第一，拜尚書”，的確是大開了天下才路。當然，這樣薦舉人才，也存在著不少弊端．不少人承一時的儒宗或家學淵源而世襲博士，策試博士時，有“私相容隱，開生奸路”， “不依章句，妄生穿鑿”的現象，舉孝廉重德輕才，不需考試，為營私舞弊提供了方便，東漢張衡批評了這一狀況： “雖有至孝，尤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意矣。”但是，薦舉制的進步性和成功值得肯定，是主流。它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封建的門第觀念，從布衣平民中選拔了不少卓絕雋偉之才，如西漢的揚雄， “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四十餘歲才被薦舉到京城作官．他的《長楊賦》，《甘泉賦》構辭精巧，飲譽文壇，而《太玄》和《法言》則顯示了他在哲學和天文學方面極高的造詣．東漢的王充出身於：“細門孤族”，他著的《論衡》，博大精深，發前人之末發，可謂中國古代哲學和思想領域的一顆璀璨明星。薦舉制還推動了漢代教育的發展．繼太學之後，還設立了新大學“鴻部門學；”貴胄學校、宮廷校、郡國學校及私學也相繼勃興，正如班固《東都序》所言： “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 漢代的薦舉制度以其優越性彰示後世．三國時魏國曹操父子主張“唯才是舉”，建立了“九品中正”的選才辦法。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可見門弟觀念甚濃。到了隋初，文帝楊堅遠見卓識，廢除了“九品中正”制，代之以秀才科。隋煬帝大業二年(公元606年)，一種先進的選才方法——進士科設立．它的特點是專以考試的辦法來挑選人才，而不是由地方察舉，進士科宣告了中國科舉制的誕生．隋代和唐初，秀才實為貢舉科目之最：《杜氏通典》說， “初秀才科第最高，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秀才是博識，高才，強學和策問無失的俊選者．因秀才標準過高，隋代舉秀才不過十人．唐代的科舉是獲得做官的重要途徑，體現了 “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思想．它使當時的地主官僚和商賈藝人的子孫斂志於科舉，一旦金榜高中，不但自己飛黃騰達，青雲直上，而且光耀門庭，顯赫鄉閭．科舉取士，及第人數的比重逐漸增加，從武德七年至顯慶六年，四十年間，進士及第共290人。安史之亂以後，門第和官位也不再成正比．有門第還需要有才配合，才能擔任高級官吏，想僅靠祖蔭入仕，繼續官榮者的現象巳大為減弱。科舉制最本質的核心是重視人才和知識的標準，體現了比較公正的原則和競爭的原則．它是科舉出身的官吏不斷地取代門蔭入仕的功臣貴戚子弟的過程，使得官僚隊伍的學識文化水平不斷提高．由於社會的驅使和自身的努力，不少寒門出身者通過才能的競爭一躍而成為政界和學術界的聲威顯赫的人物．古代的科舉制度，是為強化封建統治而聚斂人才的，與我們今天的人才選拔不可相提並論．但其中確有可資借鑑之處，應引起我們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