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布萊希特.[四川好人].牟雲歌詞

《四川好人》是德國劇作家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創作的寓意戲劇作品。該戲劇採用“神仙下凡”的中國神話故事模式，將故事背景設定於中國的“四川省城”，基本劇情是神仙為反駁“當今好人活不成”的謬論而降臨凡界尋覓好人。好不容易遇見了“好人”、妓女沈德，但她行善卻不得好報，最終不得不“以惡抗惡”。
《四川好人》戲劇，體現了莊子的這樣一種思想，即人或物只有不為世所用，才能終其天年，否則難逃厄運。《四川好人》中的沈德雖是個煙花女子，卻生就一副菩薩心腸，樂於向窮人們施捨，結果卻處處碰壁，最後不得不賣掉煙店，並失去了愛情。這一“下場”正合了《莊子》中關於有用之材、受累於世的寓言。布萊希特並運用正反同體、一人二身的手法描寫沈德，通過一善一惡兩個形象的不同遭遇，揭示了社會中好人往往難見容於世，而壞人反而容易左右逢源的道理。
《四川好人》講述的是三位神仙從天上來到人間尋找好人，在屢屢碰壁之後，終於在四川找到了善良的妓女沈德。為了讓這世上惟一的好人能夠體面地生存下去，神仙送給她一千銀元。沈德用這筆錢開了一家煙店，想通過經營煙店來幫助更多的人，然而不久她就因四處行善而瀕於破產。為拯救煙店，善良的沈德不得不女扮男裝，轉而以冷酷無情的表兄崔達的形象出現在眾人面前，並通過殘酷剝削工人把煙店變成了財源滾滾的煙廠。於是，大家更加懷念起失蹤的“四川好人”。最後，當神仙們審訊“崔達” 、追問“好人”沈德的下落時，她終於不得不脫下男裝，將一個令人震撼的事實展現在世人面前：社會已是如此墮落，好人根本無法再生存下去。
《四川好人》在初創時期並不叫《四川好人》，它是作者1939年重新拾起這個題材，第三次創作時的命名。1939年初，布萊希特準備離開丹麥，繼續流亡瑞典，收拾行李時，發現了舊日構思的《四川好人》手稿。布萊希特是個在任何動盪不定的條件下，都能靜下心來寫作的人，於是便伏在已經捆好的箱子上工作起來。他在1939年3月15日的《工作日記》中記載說，幾天前他翻出了《四川好人》的手稿（始於柏林，名為《商品與愛情》），現存五場戲，其中四場可用。寫該作品跟打啞謎一樣，因為其中有換行頭、重新化妝的場面。不過他可以在該戲裡發揮史詩劇的技巧，最終重新回到規範上來。在這段記載里，第一次出現了“四川好人”的命名，同時也交代了一個事實：該戲最初創作於作者流亡之前，即生活在柏林時期。那時布萊希特稱它為《商品與愛情》，尚不稱它為《四川好人》。《商品與愛情》是作者於1930年在柏林就這個題材進行寫作時的命名，事實上布萊希特早在1927年，就草擬了一個關於該戲的故事大綱，那時它既不稱《商品與愛情》, 也不稱《四川好人》，而是稱《范尼·克雷思或妓女的唯一朋友》。
布萊希特自幼因有先天性心臟病，不善體育活動，常以讀書為樂。書名中的中國“四川”地名，大概是來自作者早年的讀書經歷。早在17世紀的德國巴洛克小說中，就有關於中國“四川”的描述。17世紀中葉，一些歐洲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撰寫了大量關於中國情況的報導，一時之間，這類文章和書籍，成了歐洲知識分子炙手可熱的讀物。曾經來華傳教的義大利耶穌會士馬丁·馬蒂尼於1654年在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德國等地用拉丁文出版了他記述中國明末清初戰事的《韃靼戰記》。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安·哈格冬的小說家借鑑該書的素材，在想像、虛構的基礎上創作了一部長篇小說《埃關》，又名《偉大的蒙古人》。書中有一位“四川女王”，名叫彭塔利塞亞，又稱中國的“亞馬宗女王”。該“四川女王”身上，有古希臘傳說中亞馬宗女戰士“彭特西勒亞”的影子。從她的性格和經歷來看，又很容易聯想到明末四川女將秦良玉，她是四川忠州人。“四川”也就隨著該“ 四川女王”最初進入德國知識分子的意識中。
與哈格冬同時代，還有一位名叫埃伯哈特·哈佩爾的小說家，他也借鑑《偉大的蒙古人》這本書的材料，創作了一部長篇小說《亞洲的俄諾乾布》。該作品中的“俄諾乾布”，指順治皇帝。該書中所寫內容，大都與中國歷史事件無關。該作品中，出現了“四川”地名。就這樣，一個令人感到既神秘又模糊的“四川”，隨著，這些希奇古怪的故事，在德國流傳開來。自幼喜歡博覽群書的布萊希特，以他的方式接觸過這些故事。當布萊希特創作以中國為背景的劇本時，信手拈來一個爛熟於心的地名，把它命名為《四川好人》。
20世紀20年代，許多歐洲知識分子開始面向東方文化尋找共鳴和出路。當時的布萊希特從中國戲曲的表演手法中發現了他日後加以嘗試運用的形式因素：戲劇的敘述性、假定性和多樣性。布萊希特倡導的“間離效果”——“陌生化效果”。
作者在《四川好人》戲劇中，諷刺鞭撻奴性十足的“好人”沈德，其用意是想提醒大眾，只有真正具有獨立意識的人，才能推翻“神”的統治，才能徹底改變社會，徹底改變人類自己。布萊希特的《四川好人》完成於1940年流亡時期的芬蘭。這個作品實際上早就動筆，原名《愛情與商品》。